面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现的重要性，欧盟拼命大打绿色领导权这张牌来保持自身的战略地位。2007年以来，欧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个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能效提高20%、温室气体减排2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尤其是欧盟的排放交易机制 (ETS)，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抵御全球变暖的雄大计划，欧盟已经成为绿色创新的源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太阳能板， 碳捕获系统,，地热能 和风力发电机方面进行着开创性的研究。
但是，欧盟绿色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欧盟大力鼓吹的在本土碳减排成功由于巨大的消费品进口而大打折扣。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消费品生产和重工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欧洲大部分的碳排放也都转移到了海外，因此本土的减排空间大大压缩。
此外，发展中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碳浓度的增大也加重了欧洲市场海外生产商品的碳含量。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一份报告估计，2005年中国有17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出口产业部门造成的，占中国总排放的三分之一，世界总排放的6%，相当于德、法、英三国排放的总合。围绕谁应该为这项排放污染负责的问题，欧盟和中国争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也影响到欧盟环境软实力的象征效应。
去年十二月备受期待的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让欧洲领导人们颜面尽失，并且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以为欧洲在气候领域掌握着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却发现原来自己如此脆弱。欧洲的决策者们本来对大会的结果信心满满，采取了强有力的推动措施，准备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非约束性文件，承认相互都有限制全球气温上升的义务而已。
此外，欧盟还勉强利用自身的外交杠杆作为工具，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即世界最大市场的贸易政策。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准备阶段，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提出，要向那些没有采取切实减排措施国家出口到欧洲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支持者们认为这一措施将迫使后进国家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协议，保护欧洲企业的利益，因为它们面临着那些不用承担环境成本的海外对手的不公平竞争，而且由此产生的大量关税收入还可以用于清洁能源项目。
然而，反对者们抱怨说，征收碳关税是一种国内保护主义，可能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因此在促进国际合作的初衷上有害而无益。从目前来看，在碳关税的争论中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占了上风，新任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已经回避了碳关税的说法。
之前被大力吹嘘的欧盟气候榜样的国际示范效应充其量只能说是虚实参半。欧洲的上限与交易排放机制每年向排放国发放有限的排放额度，而且这个额度每年递减。那 些超过排放限制的企业可以到开放市场上购买配额。理论上这一机制将激励企业对更加有效的绿色技术进行投资，以不断降低排放目标。但是，批评家们质疑这样一个复杂的管理机制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2005年到2007年该机制实施的初始阶段，已经有人批评说个别成员国为了保护国有企业而过量发放配额。
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欧洲工业生产的不断下跌，市场上过多的排放配额大大降低了污染企业的财政压力。管理上的失察是另一个紧迫因素。根据欧盟犯罪智囊机构欧洲警察组织的调查发现，在排放交易机制中存在系统性欺诈，某些国家90%的交易市场都是由非法活动所控制。
中欧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后，欧盟开始寻求通过把能源和气候安全作为与中国关系中的合作重点。但是，这个环境伙伴关系能够超越轻描淡写的外交公报和仓促的规划研讨会的范围还是一个问题。迄今，中欧环境合作最令人期待的项目就是规划中的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了。尽管中国方面大力呼吁加强技术合作，但由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陷，欧洲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在高科技方面合作方面并不积极。
与此同时，在潮水般涌入的廉价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欧洲的替代能源企业正一边努力坚守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一边努力挤入蒸蒸日上的中国市场。在欧洲工商界，对于获得国家贷款资助的中国企业的所谓不公平竞争的指控不绝于耳。在这样一种缺乏信任的氛围下，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援助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在媒体和公共舆论范围内，欧洲的成就日益被中国迅速扩张的绿色科技部门的光芒所掩盖。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皮尤慈善信托的研究，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投资国，清洁技术总投入达到346亿美元（2360亿人民币）。中国也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企业，比如尚德电力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光伏模块厂商。另外，中国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绿色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力的投入。因此，对“中国模式”（即决策者可以把资金和专业力量有限投入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在国际政策圈内已经赢得了谨慎的崇敬。
相比之下，欧盟率先采取的上网电价补贴立法（即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固定电价，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采用）的成功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这项间接性的补助让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产量迅速增加，同时消费者的电价只是轻微上调。另一方面，西班牙过于慷慨的电价保护造成了一场绿色技术泡沫，出现产能过剩，让政府背上了庞大的帐单。
放眼21亿世纪剩下的90年，欧洲要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引领世界，与其发表浮夸的媒体言论，制定不切实际的管理目标，还不如着力加强其教育机构。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作出的一项2009年世界最佳教育机构排名， 欧洲在前50名中只占了10位。欧洲的公立大学一方面降低了学费，依赖负债累累的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防卫相关研究，一方面还要拼命加入烧钱的科学和工程研究 竞争。因此，欧洲应该集中资源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这才是促进欧洲清洁技术部门发展，同时提升欧盟作为绿色全球领袖潜力的长远道路。
德里克·萨特，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员，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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