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水资源专家格莱姆 · 凯莱赫曾是大堡礁海洋公园局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也担任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的副会长。以下是他就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管理以及大型水坝建设的社会意义与伊莎贝尔·希尔顿进行探讨。
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能告诉我您为什么支持修建水坝吗？
格莱姆 · 凯莱赫（以下简称凯）：原因就是，如果不修水坝，所有的河流系统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如果墨累河-达令河（澳 大利亚东南部）上没有水坝，其人口承载量只有不到二十万人次。而现在，因为有水坝的存在，有两百万人生活在这里，而且当地产出的粮食出口后可以供应给四千 万人。如果没有水坝，就澳大利亚的气候而言，几乎没有河流可以两年不断流，这连二十万人口都承载不了。人们可能就需要搬迁到沿海地区，正如搬走的原住民一样。
希：也就是说大坝协调了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
凯：是这样。如果没有水坝，就会发生洪水，因此所有的水就白白泄入大海。如此一来人们根本就无法利用水能了。当然这的确可以形成湿地，但如果人们合理疏导河流，依旧可以让湿地存留。现在墨累河-达令河沿岸正在这样做。
希：尽管如此，许多环保人士都反对修建大坝，因为大坝带来许多严重的环境危害。我们如何区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呢？
凯：作出环境影响评价的唯一办法就是参照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具体条例。根据该法令，“环境”的定义为：“人类周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否对人类个体或者集群产生影响。”正确的环境影响评估就需要考虑整个生态系统，还需从社会层面考虑，另外，当然还要考虑经济效益。
不幸的是，大部分经济效益分析只依靠财务交易来估算，也就是说完全用金钱来衡量。因此，几十年前美国就引入了多目标规划，即在一个计划中必须实现多种目标。举例来说，既可以维持生态环境又可以维持甚至改善社会环境的供水系统，就是符合多目标规划标准的。1972年我在美国环保署(EPA)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制定多目标规划。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可惜的是，大部分机构接受的任务都是单一目标的，因此我们必须组织不同的机构进行合作，而大部分机构并不主动参与。
以墨累河—达令河流域为例，墨累-达令流域委员会成立了半个世纪之久，由六个州政府共同管理。即便有了委员会，又面对着诱人的能源，我们的合作还是不够。因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成立了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局并授予行政权力。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州来说效力就不同了。
依照联邦法律建立的大堡礁海洋公园局也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该法规的出台解决了其他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之间的矛盾。我曾担任了16年的海洋公园局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而我们从不受困于联邦和各州法律，因为大家都清楚，假如谁不合作，我们都有权强制其参与合作。
希：因此只有靠权力来保持秩序吗？
凯：是的。 外柔内刚，这非常有效。
希：从世界范围内的大坝修建项目来看——非洲、中国、喜马拉雅地区——您认为有多少项目是符合您提到的多目标理念并能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呢？
凯：据我所知亚洲发展银行与世界银行正在制定相关原则。但现在由于外部压力，世界银行已经停止资助大坝项目了，但我并不赞成。那些民主国家也都在按照自己的需求修建大坝。
希：那么在亚洲发展银行与世界银行关注范围以外的那些大坝，又可以依照什么标准呢？
凯：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比如说，三峡工程就受到了指责，的确，为了这项工程许多储水区的居民必须搬迁，这从哪个层面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但这之后修建的大坝的确是符合标准的。人们试图找到应该拆除大坝的理由，包括有人称大坝引起了2008年的四川地震——事实上其的确可能难逃其咎。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三峡工程每年节约两千六百万吨煤、也保护上千中国居民免于长江水涝之灾。批评三峡大坝的人们忽略了这些方面。
希：美国密西西比河上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水坝阻断了淤积，我们可以从三角洲地情况看到许多负面影响。您认为长江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凯：是的。
希：那么上海是否面临危机？
凯：每个大坝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其影响是好是坏都要视情况而定。例如，墨累河—达令河携带少量泥沙，但是该流域水量很少因此不会外溢。为了有足够的水分流到库容的湖泊（位于澳大利亚南部）以保持当地的生计——上万年来那里的部分湖都是咸水湖——我们必须进行疏浚。如果我们没建水坝也不进行疏浚，那么十年前库容地区就已经成为不毛之地了。注重积极的一面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大坝都非常好非常合理。我的意思是人们必须依据所有的投入和所有的产出来得出结论。所有建造大坝的人都知道它们会造成淤积。大坝在设计上也将这些考虑在内了，因此如果还有人对此感到惊讶，这才可笑。现在我们正在开发移除淤积的技术，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正在应用这些技术，包括澳大利亚。我确信我们会找到投入不高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大坝，堪培拉也就不存在了。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有35万人口，而在修建大坝之前，这里在夏季只有不到一千的土著居民。
我认为修建拦水的设施是沿大河而建的国家保持社会与环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的极端是修建大坝时从不考虑社会或环境成本。我们应该将所有的社会、生态成本与收益都考虑在内，以此来决定是否要修建一座水坝。
就如何改变建坝规划举一个例子：总的说来，在墨累河—达令河，大坝会在水位较低的时候放水，因此水温很低。人们引进了 鲤鱼等新品种，它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这对该流域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由于它们喜欢低温水，因而繁衍很快。而当地的许多物种在繁殖季节需要较温暖的河水， 于是逐渐灭绝。因此，开发规划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蓄水要到达水库顶部才能开闸，这样的水温较高，在繁殖季节放水可以保护当地的物种。
希：所以说到底还是理智的管理？
凯：是理智的计划、决策以及管理。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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