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最初的争议，中国政府是否操控电价来套补CDM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西方会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就是认为中国政府有这个激励， 而有什 么样的激励，就可以预见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当然对，即使中国政府也承认“CDM对风力发电企业克服资金和技术障碍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CDM，中国风电发展速度不会如此迅速”。
但有这个激励和真的操控，那完全是两码事。中国政府也一再重申，“中国政府是依据风电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电网的承受能力来确定风电电价，在确定电价时从 未考虑CDM因素，定价过程完全与CDM无关”。
根据中 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全球风能理事会和绿色和平组织2007 年发布的《中国风电和风电电价发展报告》，中国的风电主要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1986到1993年，初期示范阶段：与燃煤电价持平（不足0.3元 /kWh），这一时期的风电项目也主要靠国际援助建立起来的；1994到2003，产业化建立阶段：由风力发电厂和电网公司签订购电协议确定，电价各不相同（0.38元/kWh～1.2元/kWh），基本原则是成本加合理利润；2003到2009年，规模化及国产化阶段：招标电价与核准电价共存，国家招标 电价保持上升；从2009年10月开始，强制回购电价阶段：四类标杆电价（0.51元/kWh，0.54元/kWh，0.58元/kWh，0.61元 /kWh）。
可以说，中国政府确定风电价格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而非单为CDM而设，了解一个数据更能说明这一点。2009年，中国风电 项目的总投资高达1300亿元（以平均每MW投资约1千万元计，2009年新装机容量约13GW），而中国风电行业从CDM拿到的资金总计仅约为10亿元（以平均CER价格8美元，平均汇率为7计，2009累计143个项目共有CER计约1千5百万）。对于“锦上添花”的CDM资金，中国当然是欢迎的，可是为迎合CDM而调整政府的产业政策，这多少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味道。
此外，我们对截至2009年底在EB注册的143个风电PDD 的观察和分析，按照项目注册时间，从06到09年，项目设计文件中报告的电价高低起伏大致在0.4-0.8RMB/kwh的范围内，而且基本稳 定在这一水平，看不出来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当然，这是PDD当中的预期电价，与最终发改委的批复电价可能略有出入。但是EB审核申请时计算IRR用的也是这个电价，基本能代表总体的情况。此外，风电资源不同、政策环境各异，不同省份乃至项目的电价水平也不一致。按项目注册的时间顺序对风电开发项目的省份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到风电电价本身的复杂性，同样，也找不到所谓电价明显下降的趋势。
总结起来，EB以中国政府操控电价套补CDM资 金为由拒绝中国的风电项目是站不住脚的，而额外性工具在中国市场上应用时走样，恰好说明额外性工具设计本身的问题，即基于市场条件财务逻辑建立的额外性工 具难以反映高速成长、管制环境快速变化的中国电力部门。EB应该从中国的风电争议中吸取经验，从改革机制本身下大功夫。
当然，中国方面也 不是不可以改进，比方说风电定价政策和程序的透明度，对于数据的定期审核与更新，增加MRV的可行性等。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符合中国的利益：提供可信的 价格信号，创造稳定的市场，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更快发展。而争议当中，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的风电企业、开发商、碳交易咨询中介等等。
CDM 的诞生是可以说是一颗伟大的种子，但是实际应用中不能不说却成长为一个“烫手”的山芋。要评价CDM的功过是非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不妨反思一下CDM所 实现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CDM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方说，帮助实现全球减排的资金转移，促进了部分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清洁 能源低碳技术，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的能力建设等等。而CDM的问题，主要还是额外性的争议，从最初HFC23等工业气体项目到现在蔓延到风电项目 等。
此外，CDM还面临还有系统过于复杂，程序时间过长，EB能力建设不够，项目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总之，需要客观的来看待CDM的 作用和问题，对于CDM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同样对CDM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通过以上分析，对于CDM的改革可以向两个方向努力，要么能寻找到好的办 法最好的包含复杂的国内政策，要么另辟蹊径寻找与国内政策无关的评价标准，而这两种路径都充满挑战。
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要重建真实可信的基准线。对于中国风电而言，可能还需要寻找到一条可以跟实际基准线相比较的办法，比方说在中国市场上一般认为应当为 煤电。受复杂改革进程的影响，叠加国 有企业行为的逻辑，在现有的市场格局中，独立发电企业（IPP）可能是可行的替代情景。虽然IPP占中国电力市场的份额不到10%，但是他们是可以基本按 照市场财务逻辑来运转的，如果亏本会最早退出生产，因而相对更能体现市场的真实情形。虽然IPP的电价仍要有发改委来审批，数据的可得性也是一个问题，但 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同时，为了减少开发商和咨询机构的风险，由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公开并定期审核基准线，增强政府定价机制的透明度，对于增强CDM的可信度也非常有帮助。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CDM逆向激励和“抵消悖论”的问题，但是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额外性的争议及管制风险。
但是，只要以额外性作为标准，就难以脱胎与国内的减排政策，也因而难逃争议。当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补贴或是政策要求执行某类减排项目（如节能灯、金太 阳） 时，要不就是因为政策强制要求过不了额外性这一关，要不是补贴足够运行过不了财务分析这一关。所以，额外性的厘定仍然是个挑战。而这可能是EB和气候变化 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尚处在一个胶着状态，2012年后CDM的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人类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的努力并不会就此停止。没有CDM，可能会有其他“X”DM，也许会有碳税之类的政策工具出现。CDM在采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争议，恰 好说明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如何巨大。而不管采用何种工具，我们都需要了解政策工具的优势和局限，以及执行可能面临的挑战，从而从设计上加以改进。 在气候变化的大景观格局当中，CDM也许只能算一条小溪，但是正是无数个CDM项目的浪花，汇成了国际减排的努力，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创新精神。 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和精神在争议当中依然流淌不息。
何钢和理查德·摩斯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的报告《推动发展中国家碳抵消工作：中国风电争议与启示》的摘要部分。
第一部分：问题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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