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目前核安全现状，为何会出现核恐慌，如何“不再让核神秘化”，6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
问：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再次引发公众的核恐慌情绪，根据环保部的监测，目前我国核电站的运行现状究竟如何？
周士荣：我国目前投入商业运行的6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秦山一期、二期、三期和江苏田湾核电站）共有11座反应堆。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件分级标准，这些核电站和反应堆从开始建造到目前运行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产生过2级和2级以上的核事件或事故。
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为7级，低于一级是0级，即在安全上无意义，你所说的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按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连0级都达不到，所以，社会公众根本不用担心。1至3级为核事件，3级以上为核事故。2级是没有产生任何放射性后果影响的事件。我国目前1级核事件都很少。
问：我国已是世界上核电站项目在建最多的国家，在这种现状下，核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周士荣：在我国核能和核技术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核与辐射的安全隐患的风险也在积累。主要表现在：运行多年的各类核设施安全设计标准低、设备老化；核电快速发展所必需的人力不足；放射性废物管理政策不明，投入不够；放射源量大面广；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基础建设薄弱、能力不强。同时，我国核电建设也面临着众多挑战：人力资源总体短缺，核电研发和设计能力尚不完备，制造和安装能力不足，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和公众参与不够。
问：从环保部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周士荣：主要是人力资源不足。现在国际上核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监管人员35人左右，美国104台机组有监管人员近4000人，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我国目前运行的有11台机组，在建设的有26台机组，监管人员才300多人，所以，压力极大。不过，今年2月份国家已批复扩大核安全监管系统的编制，批准到2012年，要把监管队伍从300人增加到1000人。
问：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的反核电站情绪？这种恐慌情绪来自哪里？
周士荣：老百姓反对核电站不是真的反对，而是不了解核电站。主要是企业、政府对核电的宣传不够，而且个别企业的宣传光是说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没说，所以导致老百姓不信任。此外，核安全的担忧还来自公众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得到的信息和实际的感受不一样。更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原子弹爆炸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长期没有抹去。
问：据你们调查，目前公众对核的了解处于什么水平？
周士荣：我国公众对核能的了解差异很大，地区差异、职业差异、专业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等都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还处在萌芽的状态。我国的核电站装机容量只是占到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1.32％，发电量不到2％，一部分公众现在听到核就害怕，主要还是对核不了解。而法国，其公众赞成程度比我们高，他们核能利用接近其电力构成的80％，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担忧。
问：在公众参与方面，现在有哪些要求？
周士荣：核安全的目标是在核电厂中建立并保持对放射性危害的有效防御，以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危害。营运单位要建项目，从审批要求来讲，要求营运单位在其环境影响报告中要进行公众调查，必须客观讲述核电站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要将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布，尤其是要向利益相关者公布，且要把数据提交给监管部门审查。无知就害怕，你得让公众从无知变成有知，这样才能消除公众心理的恐惧和担心。这需要企业、地方政府、国家发展部门和监管部门一起来解决。
问：即便核电站做了很多沟通，大家还是对核电站充满敌意。为什么会这样？
周士荣：公众的知识认知程度不同，个人或集体利益与所建核电站的关联程度不同，对核电站的关注程度就会不同。现在核安全的科普知识做得还不够，绝大部分老百姓对核和核安全还是了解不多的，因而出现一小部分群众对核电站产生恐怖心理是不奇怪的。最重要的沟通者还是企业，因为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就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国家核安全局正力图加大这方面的宣传，我们建议将来将核知识写到教科书中去，让小学生、中学生都了解核并不可怕。另外，我们希望新闻媒体能加强核和核安全知识的宣传。
问：什么样的核事件，到了哪种程度才可以告诉公众？有无标准？
周士荣：对于核事件是否应向公众公布，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在我局的网站上有一些核事件已经公布了，但不是全部，原因在于有的核事件还没有处理完，有些核事件比较专业，说给公众可能还不明白，甚至还可能引起误解。因此，怎样把核事件的真相告诉老百姓，又不让老百姓担忧，这是一个挑战。
目前还没有列出完全公布核事件的时间表。不过，大亚湾核电站和河南杞县放射源事件告诉我们，有些核事件还是及时公布比较好，让公众及时了解情况，消除疑虑和恐慌。不过，如何不让核神秘化，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老百姓了解核安全，接受核电站，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曹海东、孟登科，南方周末记者。原文发表于2010年7月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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