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
如果我们的水库确实在“蓄清”，那说出来确实可能招致批评。但其实也可能会得到感谢。因为虽然通常下游会希望拦洪济枯，但是在某些条件下，下游也可能欢迎洪枯变化的加大。
事实上，水库对下游水情影响的好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就在于：不仅水库的各种调度运行方式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而且即使是同一种影响，在下游不同河段也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上游的中国与下游各国可能会有不同考虑，下游诸国的利害关系也并不是一致的。
例如，2008年老挝万象平原大洪水与这次北湄公河严重枯水，我们听到的抱怨都是说，由于中国上游水库的调度造成了洪枯流量变化的极端化，即汛期水更大，枯期水更小。但是，我们在柬埔寨却听到一种完全相反的抱怨。因为历史上湄公河与柬埔寨的“鱼米之乡”洞里萨湖平原之间一直有着季节性的水体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奇特生态关联，即汛期湄公河水位高时，河水通过支流洞里萨河倒灌洞里萨湖，使湖面扩大很多倍，洪水带来丰富的有机沉积物，湖滨独特的高杆水稻得到自然的灌溉和“施肥”，大量鱼群也得到洄游与繁殖，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淡水渔产最丰富的大湖之一。枯水期湄公河水落，湖水又顺洞里萨河流入湄公河，湖面变得很小，鱼群被隔在当地居民巧设的鱼栏内，大片湖底恢复农田本色，而高杆水稻也适时成熟，当地人民于是弃舟行陆，收稻取鱼，尽享“鱼米之乡”的富饶生活。
而他们世世代代过的这种“水陆两栖”传统生活和身处的这种干湿交替的生态环境，都依赖于湄公河的季节性水量变化。换言之，他们与老挝的沿河居民相反，汛期惟恐水不涨，枯期惟恐水不落。而他们抱怨说：近年来湄公河洪枯流量的差异变小了，汛期湖面不够大，很多地方的高杆水稻得不到灌溉；枯期湖面又不够小，很多地方的稻子还泡在水里没法收获。鱼类洄游也受到影响，以至于“鱼米之乡”不复昔日之美，当地居民收入下降，传统生活与独特生态都受到威胁。当地一些舆论又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的水库，说是由于这些水库汛期拦洪、枯期放水，造成了这种结果。
我于是对这些柬埔寨朋友说：我并不了解上游水库的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判断这种情况是否与水库运行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的抱怨与老挝朋友的抱怨刚好相反，两种抱怨不可能同时成立。理论上讲，上游水库可以蓄清排浑，也可以拦洪济枯，由此分别造成两种结果都是可以设想的。但同时造成两种结果，逻辑上不可能。所以如果上下游确实同时存在这两种现象，那么上游（老挝、泰国河段）那种状况有可能与中国的水库运行有关，下游你们这里的情况则只能考虑下游雨量变化和公河、蒙河以及洞里萨河自身的水情，与中国就无关了。当然，也可能两地的情况只是由于当地的旱涝，均与中国的水库无关，这都要在研究了各地的水文气象及中国的水库运行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
但是，我由此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水库运行确实在不同时间由于蓄清排浑导致下游洪枯极端化，或者由于拦洪济枯导致下游洪枯均衡化，本来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在听到抱怨的同时也应该能够得到感谢。例如，如果中国的水库蓄清排浑，老挝、泰国人或许会抱怨，但柬埔寨人应当感谢。相反，如果中国的水库拦洪济枯，柬埔寨人会抱怨，而老挝、泰国人应当感谢。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只听到一片抱怨声，这是为什么？只怪人家有“偏见”吗？
其实我想，问题就出在我国有关方面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影响”说。既然你说是无影响，那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而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因为你的说法确实没有根据。但是他们的抱怨就有根据吗？应该说也没有，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然而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
例如此次北湄公河大枯，大家都知道有旱灾因素，可是我们的高坝大库是如何应对的？有关方面拒绝披露。如果我们放水济枯了，下游应当感谢我们。如果说济枯之后还干成这样，那只能怨这旱灾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努力也没能弥补。而如果我们拦水蓄清了呢？那下游的抱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更下游的柬埔寨本应感谢我们，现在他们也没有感谢，因为我们自己说什么也没做。而泰国、老挝人怀疑我们拦水蓄清，我们也拿不出证据来反驳。
于是，我们的水电部门对水库运行情况的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好事，但别人却不知道，而我们如果做了坏事，事实上瞒不过别人，甚至于即便我们没做坏事，别人还怀疑我们。这真叫干的什么事儿？！
而且我们一些部门似乎认为别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类事情都会按官方的“通稿”统一口径，所以只在乎政府官员的态度。我在当地就曾听到一些中资公司人员说：“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然而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体制下，民间舆论与官方言论在国际关系上往往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既对国外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又给官方留下回旋余地。事实上，在面临困难时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对外转移压力，他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民间舆论。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管制舆论，不善于用“唱红白脸”的方式扩展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就罢了，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西方外交往往是对政府比较强硬，对民间舆论就软语相商，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们以往对此只是讥笑，但采用相反的做法对我们真的有利吗？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经授权转载于此。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图片来自Paul Mann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