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于本周召开。会议将讨论并确定今后五年中国的经济目标，即第12个五年计划。该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中国经济调向可持续增长的模式，重点加强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减排和能源强度下降等目标。但是，就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并非所有人都持一致意见。
本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潘家华在谈到能源强度问题时表示，北京不该将目标定的过高过快。明天，世界自然基金会杨富强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看法，敬请期待。
刘鉴强：过去的5年，也就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06%，因此有人认为“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应下降20%，也有人提出18%。你的建议是多少？
潘家华：我个人认为15%比较合理。
刘鉴强：为什么比过去的5年要保守？
潘家华：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五”期间的数据。“十一五”计划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0%。实际完成情况是，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但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和14.29%，超额完成目标。这说明，只要加大投资，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就可减少。但对单位GDP能源消耗控制并非如此，因为只要增加投资，就有能源消费增长。
“十二五”期间不可能再有“十一五”那样的能源强度下降，因为在“十一五”期间，小火电、小炼钢已关掉很多，“十二五”期间没什么可关的了。再说中国的规模以上企业能源效率已接近世界水平，火电效率比日本高，汽车燃油效率比美国高。所以说，“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必须低于“十一五”。
刘鉴强：“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多少？单位GDP碳减排与其关系如何？
潘家华：制定“十二五”减排目标必然与经济增长相关联。“十二五”期间，各省市的GDP目标仍很高，比如北京、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是8%，而重庆的目标是13.5%。有一个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比如“十五”期间，1%的GDP增长，就有1%的能源消费增长，“十一五”期间，1%的GDP增长，有0.7%的能源消费增长。那么，“十二五”期间，即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弹性系数也会达到0.5。如果全国平均GDP增长达到10%上下，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5-7%，GDP增长8%，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4%。以这个来计算，“十二五”期间的能源强度下降也没有“十一五”多。
刘鉴强：“十二五”期间碳减排还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潘家华：首先是地区分化问题。东部发达地区减排量大，减排成本高，压力大，不希望承担过多。中西部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要承接东部转移的高耗能工业，不但不想减排，还想上升，所以中西部也不愿减。大家都不愿意减。中国政府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中央政府强迫各地减排，各地政府为完成任务，只好拉闸限电，于是就出现了医院也停电的现象。
刘鉴强：你的建议是什么？
潘家华：减排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简单行政管制，应根据各地情况不同，提供弹性空间。比如可允许跨时间段来执行，像北京，“十二五”期间减不了那么多，可不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多减点？也可允许地区之间进行减排交易，北京减排成本高，就可拿钱到山西去购买碳减排。
另外，中国为了碳减排，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但一定要注意两个悖论：一，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必然大量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因为风能、太阳能都是间隙性发电，为了调峰，必须发展化石能源；二，可再生能源成本高，必须对其进行补贴，但补贴的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须是从化石能源上来。所以，在目前，中国不宜“风光大跃进”，因为技术不成熟，应加大研发，而不是大规模布局。
刘鉴强：如果这样，中国能在2020年完成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吗？
潘家华：与这目标是吻合的。“十一五”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意味着单位碳排放下降了20-21%。“十二五”期间如果完成15%，那么“十三五”期间再完成5-10%，就可完成承诺。所以，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对“十二五”期间的目标建议是15%左右，不低于13%，不高于17%。
刘鉴强：你的目标建议，与很多中国学者、官员和NGO的不同。比如说，我们也要发表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的文章，他就认为“十二五”应保持20%的目标。
潘家华：我并不认同激进的建议。像大力减排造成医院限电的后果，是非常坏的例子。中国应该负起责任，要关注民生，不能只强调减排，不顾国计民生。如果中国不顾后果地减排，在世界上有了发言权，对其他穷国也做同样的要求，世界怎么办？所以，我并不赞同激进。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刘鉴强，“中外对话”中国办公室总编辑。
图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左）在人民大会堂，图片来自美国白宫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