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张京生年满18岁。
她给自己化上淡妆，长头发扎了马尾，穿着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丝袜，脚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个美丽婀娜、回头率颇高的青春少女。
谁能想到，她在母亲腹中长到19周时，就受到放射源的辐照。这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她们一家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
在家里，张京生是母亲和继父的宝贝女儿“京京”；在街坊邻里的议论中，她是横遭惨祸的张家遗腹儿“京生”；在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她的代号为“京”，成年后智商只有46。
张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关村，向北走十多分钟就可看见忻州市的标志建筑“晋北锁钥”城楼，那里曾经是老城区所在地。十几年来，随着新城建设渐渐往北推进，南关村被越抛越远，“这里现在是贫民区”，母亲张芳说。
42岁的张芳盘起一头卷发，显得格外黑亮，但每当她低下头，头发根部却露出触目惊心的白色。“都是染的……从30岁起，我的头发就全白了。”张芳喃喃地说，“要是当年一切没有发生，我家现在应该特别好……”
19年前的惨剧
张家人无法忘记那一天的故事。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张有昌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当时，小两口新婚不久，23岁的张芳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不到中午12点就回来了。”张芳的父亲张丑寅回忆起女婿那天的样子，“当时他说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
在忻州地区医院，医生无法确诊。带着身孕的张芳回家休息。张有昌的二哥张有双继续陪护，四天后也病倒，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
一个星期后，张丑寅和亲家张明亮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有昌开始脱发，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张丑寅第一次听说“放射病”这个萦绕他后半生的名词。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
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12月3日，长达14天的折磨结束，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也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
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19年后，提起亲家一家几乎灭门的惨状，张丑寅哽咽起来。而张明亮去世后仅几天，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父女俩离开后第二天，当地防疫站工作人员宣布要隔离所有与张家父子接触过的人员。“再晚一天，我们就没法走了。”张丑寅说，“到了北京，张芳已经虚弱得不能走动。”
辗转奔波于几家医院之后，他带着张芳来到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市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这时，张芳的白血球细胞数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张丑寅提起急诊室主任楼滨城教授时依然满心感激，“当时押金就要4万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都买了回去的票，楼教授叫住我们，说有多少钱，先按多少钱治。”
“我们技术一般，就是‘良心’较好。”已于2000年退休的楼滨城回忆说，他当时担心，白细胞只有400的张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尸两命。
时任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后变更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下称辐射安全所）所长的王作元还记得，楼滨城紧张地找上门，告诉他有一个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12月20日，他们组织了专家会诊，经过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于12月30日确诊张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为钴-60。
放射病通常由人体短时间内接受大于1戈雷的辐射导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征为造血功能损伤。楼滨城后来与同事发表的论文指出，粗略估计张芳受照全身平均剂量为2.3戈雷。（戈雷是吸收剂量的国际专用单位）
寻找放射源
尽管已经退休，当年的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每天都会去位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研究所小楼上班。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关于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种资料。回忆起那场搜寻钴-60放射源的“战斗”，王作元说，“真比侦探电视剧还离奇。”
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他们要拆除宽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张有昌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貌似日光灯管的启辉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就是这个金属块发出的射线，让张有昌父子三人丧命黄泉，也伤害了张芳和腹中胎儿，并前后影响100多人。
卫生部派出工作组排查放射源。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此时有人回忆，张有昌住院期间，上衣口袋掉出过一个小金属块。小金属块随后被扔进医院废纸篓，被两位环卫工人拉走，本应送去太原郊区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懒，走了一半，便将垃圾倾倒在公路边。
“我们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处，看到堆满垃圾的巨大深沟时，大吃一惊。”王作元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这么多垃圾中找到沧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机关的盘问之下，两个工人承认了偷懒违规行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倾倒垃圾的现场，用工程车配合人力，搜寻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寻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带着上级寻找钴-60的命令，在当地一些部门却得不到配合。而且，当他们第一次就放射病例与山西省有关方面联系时，竟然遭到对方反驳。十几年后，王作元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组来到当地，拍摄有关放射病的科学专题片。尽管栏目组带着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还是在当地医院等处吃了闭门羹。
崔筝，《新世纪》周刊见习记者本文原载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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