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核电终于进入了中国的公众讨论。讨论的核心自然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举世瞩目雄心勃勃的核电发展规划突然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感到泰山压顶汗毛直竖。特别是当官方或者业内专家出来解释的时候，糟糕的沟通方式加上以往“辟谣=承认”的例子反而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原来埋头工作自认为理直气壮的核电专家这才发现原来公众是如此难以说服的，只好抱怨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较差，这么基本的道理都听不懂。
也巧，福岛核事故发生的时候正值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纪念。【编者按：今天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5周年纪念日。请阅读我们对此的相关文章：约翰·维达的《勿忘切尔诺贝利的前车之鉴》和罗宾•麦凯《切尔诺贝利的遗患》】。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为了纪念这一改变了欧洲历史的事件，出版了一套关于核能的小丛书，从核能的经济性，核电与核扩散，核电与可再生能源的比较等几个角度来探讨核能利用。有意思的是，在这几本小册子中，核电技术的安全性并不在讨论的中心，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变量被融入到分析中。也许是因为核电安全的讨论在欧洲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开展得很充分了，也许是在21世纪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需要从一些新的视角来看待核能，不论是从什么出发点，下文中举出的这些小册子中提到的事实和观点，都值得那些深信核电安全的人进一步思考。
首先，《核能的经济学》（史蒂夫•托马斯）一书强调的是，核电的安全性需要成本。这也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核电站的造价不降反升（十年内上升五倍）的原因。从国外核电的融资情况看，核电的风险（实际上就是安全的问题）是银行所不敢承担的，华尔街6家最大的投资银行向美国能源部声明，除非纳税人承担100%的风险，否则他们不会再给新的核电项目提供贷款。作者分析说，如果一国电力行业是有管制的垄断行业，那么其真实资本成本（也就是借钱导致的利息）会较低（5%—8%），但如果一国电力行业是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那么其真实资本成本至少为15%以上。
同时，核电建造成本占总成本（不算退役成本，核废料处置和管理等）的70%。从目前的国际经验来看，目前的反应堆都要求大量的现场施工，大的现场工程项目的成本不好控制，常常会远超预算。而且施工中设计方案也有可能面临调整，例如有些新的设计没有在开工前获得足够的认证，也有可能突然别的电站发生事故，要求在新电站吸取教训修改设计，工期延误也很常见。所谓的“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导致的成本降低在核电行业并没有发生。
作者总结说：从理论上来说，几乎所有的核电站设计都可以做到满足监管部门提出的安全标准，但这样做的成本却又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只有政府准备无视于国内的民主协商结果，为核电站提供大量充足的政府补贴时，核电站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而且最后的电厂退役，燃料处置，也依然要纳税人埋单。
其次，投资核电而不投资可再生能源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能源系统结构的转变：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叫板核能》（安东尼•弗罗格加特、迈克尔•施耐德）一书提到，在发展的头15年里，核电与风电在美国都生产了大量能源（核能：26亿千瓦时，风能：19亿千瓦时），但核能的补贴高于风能40倍（394亿美元与9亿美元）。这本书认为，核能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本来可以投资在更清洁，发展更快的可再生能源上的资金。
针对目前广泛流传的“核电产能高，发电稳定”的观点，作者指出集中式、大型发电装置往往会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不可能鼓励提高能效。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需要有灵活的、中等负荷配套基础设施，而不是僵化、巨大的高负荷电厂。在作者的低碳能源愿景中，未来的电网是双向的。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正在发展中。从逻辑上说这是完全重新设计的系统，用户可能同时还会发挥发电和储电功能。
也许可以说这只是西方的能源愿景之一，不一定适合中国，问题是作为一个如此喜好规划的国家，中国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能源结构发展的长期愿景？哪怕有几个不同的选项？还是准备像现在这样继续疲于招架眼前这十几二十年的问题？
第三，核电的扩大利用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这是《核能与核武器》（奥特弗里德•纳绍尔）一书的观点。我们当然知道“核电站与原子弹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是实际上民用的核技术和军用的核材料的提炼技术本质上没有区别。民用的核燃料循环中的重要元素例如浓缩铀的技术，钚分离的技术等都可以转为军用。
在民用核计划的早期阶段，很难判断其计划是否暗中服务于军事目的。法国、以色列、朝鲜和南非都曾经以民用目标为掩饰发展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到底是和平的还是军用的，国际社会也一直没有定论。文中直接批评奥巴马的既要减小核扩散，又要扩大核能和平利用的想法是矛盾的。即使核废料的储存处理安全上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核电站的运行安全和安保上没有任何问题，扩大核能利用本身就意味着知识的扩散，和核材料的更广泛的获取。
在目前的国际和（中国）国内安全形势下，很难保证扩散出的核知识与核材料不落入敌视社会的极端分子手中。安全运营的核电站在不稳定的政府手中，也可能帮助相关的知识和材料向极端分子（或称非国家行为主体）扩散。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和物资，极端分子有可能造出脏弹（具有放射性、非核武器的武器）甚至更为复杂的武器。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极端分子离自己很遥远，然而从一些中国的“维稳”案例中即可看出，在某些来自社会或自身生活的巨大压力之下，普通公民有时也会以极端的行为，对社会做出报复性反击。
以上问题，是基于对于社会稳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量，是超越了核电站运营安全的深度忧虑。不能因为它们不那么紧迫，就不去面对这些问题。我相信能源政策的决策者和核电专家们对中国的核电安全运营是有信心的，我也相信他们有他们认为很充分的理由。但是核能事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如果不从多角度考虑问题，不听取多方面的想法，不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量综合到决策过程中去，那么短期来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会越来越减少；长期来看，即使不出任何事故，国家、企业和纳税人都将为这种勇往直前的战略，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成本。
陈冀俍，伯尔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项目官员。
图片来自绿色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