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中国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机构无法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
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
克钦民族的悲剧在于，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只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中国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人们都知道缅甸军政府独裁，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年—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在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终于冲垮了奈温体制，1990年的大选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竟获得82%的议席，而“政府党”只得到2%，连第三大党都当不上。结果军人为保既得利益，拒绝交权、镇压民主，改了国号、换了国旗、改了宪法，彻底抛弃了“缅甸社会主义”，甚至把奈温也抓了起来。因此以后的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意识形态，军人手中也没有可用的象征资源，这一切使得塔玛多政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纯粹以武力维护特权利益的体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资公司的投资，尤其是战略性投资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
第二部分：中国参与密松电站建设的渊源
第一部分：各方反对密松电站项目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刊于2012年2月《经济观察报》，经中外对话编辑
图片来源：rac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