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接受“石油峰值”理论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该理论最初由美国地球物理学家M·K·哈伯特于1949提出，是指某一油田、油区、乃至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将呈现一种“钟形曲线”的变化趋势，即现存供给快速上升，在达到一个短暂的顶峰之后，迅速下滑。认同该理论的人认为，世界石油供给将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年产出在403亿公吨左右。中国国内的石油产出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年产1.9亿公吨的峰值。
乍看之下，他们的看法似乎很有道理。该理论认为石油等有限地下资源的勘探难度和开采难度都将逐渐增大。然而从实证的角度、以及从以往的情况来看，石油峰值模型本身并不完备。1950年之后，世界石油探明储量四创新高。以美国为例，根据哈伯特预测得出的石油产量就与实际值产生了较大差异。正如经济学家丹尼尔•尤金所指出的那样，美国2010年末的石油产出比哈伯特的预计值高出了3.5倍。
石油峰值学说作为一种基于静态世界观的理论，忽视了价格效应的影响。石油探明储量和产量的增加就意味着价格的降低以及收益的减少，从而导致开采热情的降低。然而，随着石油储量的减少，价格和收益这些能够刺激开采热情的因素又会重新回升。只要这两个刺激因素存在，就会推动石油行业不停地生产下去，而且产量甚至更高。
此外，支持石油峰值理论的学者还忽略了石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乘数效应。石油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用知识与自然进行无尽抗争的历史。技术的进步不仅扩大了探明储量，还使采收率有了提高，而这正是将非可采储量或推测资源变为可采资源的必要条件。
然而，更糟糕的是，支持石油峰值理论的学者没有考虑油页岩、油砂、生物质液体燃料、 煤基液体燃料、以及天然气经化学加工后得到的液体燃料等非传统石油资源。随着新技术的成熟，例如蒸汽冲排法在油砂开采中的使用等，这些资源都有可能会替代传统石油，从而在未来的石油生产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比重。截至2009年，非传统液体燃料已经占到全球总产能的14%左右，并且到2030年末，还将有望增长到23%。
事实上，中国东北部和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油田已经处于成熟阶段，达到了年产1.89亿公吨的产能峰值。迄今为止，中国的石油探明储量为78.4亿公吨，而已经开采的达到50亿公吨。从数字上看，中国在产量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然而，整体而言，中国的石油总产量却仍然保持着年均2.1%的增长。
另外，据科研人员和能源领域的专业人士估计，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未开采的石油储备以及近海油田的石油资源有可能会高达122亿公吨（图一）。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年发现率将有可能达到9亿公吨。在2030年之前，这一数字将保持在6至7亿公吨之间。照此而论，石油产出将有望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图一：中国储量丰富的未开采油田（红圈内区域）
可是，这一切并不说明中国就可以对石油峰值理论不屑一顾。在这场争论中，持否定观点的人总会以经济力量和技术进步为借口，认为它们可以使人类远离峰值。然而，在政策领域，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谨慎、策略地对待石油峰值问题才是明智之举。中国应正视后石油时代有可能面临的挑战。
中国某些油区产量的下滑、以及石油消费与产出之间不断加大的缺口已经为他们亮起了红灯。1980到1990的十年间，中国石油年消费增长率仅为2.8%。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1990年到2010年间，这一数字已经跃升至7%。
石油消费弹性（石油消费增速与GDP增速的比值）也从1980年代的0.3增至2000年代的0.7。而到了2011年初，这一数字已经大于1。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石油消费的增速已经超过了GDP增速。
相对于石油消费的急剧增长，中国石油生产的增长速度却只有2%。中国有近60%的石油进口自中东、北非等地区。不论是与美国还是欧洲相比，中国的石油进口源都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
在工、农业需求、以及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的推动下，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石油需求还将继续增长。而石油生产国局势的动荡则引起人们对于未来能源安全问题的关注。利比亚内乱期间，共疏散3.5万名中国人，所有石油相关投资都陷入停滞状态。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在2011甚至达到了每桶100多美元（631元人民币）也引起了人们对国内通胀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经济问题的关注。
对中国而言，从长期的角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清洁能源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尤其是作为石油替代产品的生物燃料。中国政府计划到2015年和2020年分别将能源结构中非化石燃料所占比重增加到11.4%和15%。其雄心可赞。但是，却远不足以在未来二十年内降低石油的需求总量和消费总量。
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那么就无法控制或降低支撑其经济增长的石油需求。而中国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也部分导致其经济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型所消耗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因此，稳定的国外供给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策略。中国仍然需要加强其石油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将其扩大到尼日利亚、俄罗斯、阿联酋等相对较为稳定石油生产国。应对未来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不错的短期战略就是推动石油开采相关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如果石油峰值理论能够引起中国决策者的反思，充分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而不是一门心思地卷入口舌之争的话，那么，中国的能源未来将会更加有保障。
时琳，哥伦比亚大学助教，世界银行顾问。
张钰函，哥伦比亚大学兰德尔国际奖学金学者，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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