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在油气需求的驱使下，努力与任何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或政权建立联系。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也因此被普遍视作中国政府的爪牙：它们为了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顾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利益。
这样的观点太过狭隘。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虽然属于中国政府，但他们做出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地基于市场信号，而不是国家指令。而且中国获取油气资源的努力也有助于世界应对石油消费量大带来的挑战，增强全球市场的竞争性。
1993年，中国失去了它一直引以为豪的能源自给地位。仅1993年到1998年，自政局不稳的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在中国全部石油消费中的比重就从16%飙升至61%，这令中国的决策者坐立不安。200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自那以后，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一直以每年15%的惊人速度增长，到2010年已经升至2.54亿。
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2011年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6.5%。相比之下，受经济疲软和机动车能效提高的影响，2010年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近十几年首次降至50%以下。让中国领导人更紧张的是，中国已于2006年和2010年分别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
在能源消费不断增加、能源进口依赖程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公司自然而然地开始积极寻求购买海外能源资产。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及其他中国能源企业2009年和2010年在海外油气资产上的支出超过476亿美元（约合3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油气企业在苏丹的经营便是一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1996年中标苏丹1/2/4区块石油开采项目。虽然美国1993年将苏丹划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使美国企业无法在苏丹投资，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给了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大展身手的空间。
自那以后，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从他们与苏丹政府的伙伴关系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国自苏丹的石油进口从1999年的27万吨猛增至2011年的1300万吨。这一重大突破被认为是中国积极寻求石油“走出去”战略的开始。
各国有石油企业的业务原本局限于石油市场的单独领域：中石油以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业，中石化以油气加工和销售为核心业务，中海油则主营海上油气勘探和开采。但人员臃肿带来了沉重的福利负担，国内市场的重重管制以及国际市场低价原油的竞争更造成严重亏损，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
为了树立一批有能力与国际石油巨头一争高下的“国家样板”，中国中央政府1998年对多数国有油气资产进行重组，完成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垂直整合。1998年的结构调整之后，大多数国有石油企业在其他业务上的收益基本抵消了价格管制造成的亏损。当年的政策直到今天仍在发挥效果。
虽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缘起于其他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但它在实际上使全球能源供给基础更加多元，增强了能源市场的竞争性，并最终使所有能源消费国受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客座高级研究院西奥多·莫兰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样的论断。莫兰研究了中国16个大型自然资源采购项目，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有助于国际能源供给系统的发展和多元化。
此外，随着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在海外生产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售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中石油在阿塞拜疆和加拿大生产的油气产品没有一点流回中国。虽然委内瑞拉的官员声称，该国对华石油出口达到每天40万到50万桶，但海关数据则显示，抵达中国港口的委内瑞拉石油2010年全年仅有15万桶。这种差距说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为了节省长途运输造成的物流成本，将他们在委内瑞拉生产油气产品的大部拿到国际市场上公开出售。
获取先进技术是推动中国石油企业走向国际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11月，中海油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收购该公司在墨西哥湾四块勘探区的部分权益。这项协议的达成不仅使中海油获得了开发墨西哥湾丰富油气资源的前沿阵地，更是该公司在获取最尖端离岸油气开采技术的方面的重大进展。
类似地，为了推动中国页岩气资源的开发，中海油先后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1月自美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手中分别购得德克萨斯州南部鹰潭页岩气项目三分之一的股权，以及切萨皮克公司在美国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州油气开采区块中33%的权益。通过这两笔交易，中海油成功获取了切萨皮克公司从页岩中开采石化燃料的技术。
中国公司重返加拿大或许最能说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日益导向型的海外投资战略。加拿大油砂资源丰富，原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排在世界第三位。
2006年初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中加石油合作经历了诸多波折，筋疲力尽的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因此于2007年7月彻底放弃了直接参与加拿大油砂开采的计划。此举表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更喜欢在委内瑞拉等政治上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
但对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来说，政治环境稳定、监管系统完善、油砂储量庞大的加拿大始终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目标；而正因为如此，仅油砂资源丰富的阿尔伯塔一地2010年就吸引了150亿美元（约合940元人民币）的中国投资。在加拿大保守派政府仍然执政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清晰地表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背后的政治动因越来越少，市场因素越来越多。
不过，这并没有减轻国际社会的担心。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油气开采项目中，监管疲软和缺乏透明度的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随着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迅速崛起，中国能源企业的经营正受到越来越细致的监督。位于香港的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在安哥拉等地的业务迷雾重重，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这一事例表明，缺乏政府监管的海外投资将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业务透明度和国际声誉方面的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脚步。而这些需要企业与政府联手解决。
有迹象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及20国集团匹兹堡宣言等国际平台上，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公开表示支持《采掘业透明行动倡议》中提出的石油开采行业透明度全球标准。在该倡议的框架之下，中国在加蓬、哈萨克斯坦、蒙古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企业已达成了透明度行动协议。我们欢迎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中国的石油需求到2035年的增长量将占到全球的四成。中国对能源的渴求预计将给国际石油供给链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了防止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最终扰乱国际石油市场的正常秩序，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应该继续采取市场导向的海外投资战略。
国有石油企业也可以通力协作。过去，中石油倾向于自行建立完整的价值链，独立经营主要项目；中石化则喜欢与贸易伙伴达成紧密联系；中海油的优势则在于其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对业内最佳范例的吸纳以及它世界级的管理团队。要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应该考虑加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最后，中国中央政府也应该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参与《采掘业透明行动倡议》这样的国际行动，因为高度透明的商业实践才是中国打消其他石油消费国疑虑的钥匙。
涂建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萨比娜·约翰逊-赖泽尔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由能源基金会与中外对话合作的“绿色发展”项目资助 。
翻译：李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