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中，原油价格一直保持高位震荡，自世纪之交以来上涨了近5倍。自2005年以来，这种投机引起的波动（见《石油价格为何震荡》一文）和价格飙升在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赌北海石油期货价格——尤其严重。虽然全球石油消费量自2005年以来只是轻微上升，平均每年不到1%，布伦特原油价格却是原来的三倍。
据《福布斯》作家罗伯特·伦兹纳等分析师估计，每桶石油价格按23.39美元左右计算的话，其中近四分之一是投机行为的结果。按每24小时消耗8800万桶石油计算，投机商每天攫取高达2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即使只是把投机获利削减一半，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也会净省下纳税人约4000亿美元。
较低的能源价格可以让全世界的政客取消目前每年40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补贴。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就可以重新分配给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商。
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如何被化石燃料夺占
夺占能源补贴的搏斗早在50年前就开始了。在那个时候，强大的化石燃料游说团用碳交易的概念巧妙地诱惑了排放碳的厂商，操控了能源补贴的辩论讲坛。1966年，威斯康星州一位初出茅庐、毫无工作经验的经济专业学生托马斯·克罗克被派去调查佛罗里达州化肥厂的排污情况，并为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收集数据。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克罗克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策略——用购买排放配合的方式控制碳排，这就是后来的“限额与贸易”机制。
化石燃料的游说团迅速将这个策略转化为激励能源生产商的机制，能源贸易商可以出售划拨的碳排放额度。如果生产商产生的碳比以前同意的数额低，贸易商就可以大赚一笔。没有独立的基准检测来评估他们同意的数字是否合适，是否真的会在未来减少全球大气中的碳含量。
除美国以外的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于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宣告了碳交易时代的到来。其中欧洲的能源生产商通过出售碳信用额度和假借减少污染的名义抬高能源价格，赚了几百万。这下能源用户不但要为污染埋单，还要激励碳污染制造者。由于没有第三方审核验证数据，碳污染制造者在遏制排放上越来越宽松。电厂的布局设计和复杂的多头验证，排放数据过于复杂，无法控制且极易被操控，致使评估排放数据的真实性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华尔街银行及碳排放厂商进行碳信用额度的钱权交易，欧盟也花费了数十亿纳税人的钱补贴污染者，欧洲内外的排放量仍然在不断上升。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几个月，当升高的排放数据和碳信用欺诈行为开始公之于众时，“限额与贸易”之父克罗克有一次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承认这是个错误的概念，并不能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然而，“限额与贸易”理论称雄的五十年过去了，数十亿美元补贴给了碳污染制造者，没有用来直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
华尔街的影响力
由于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掌管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通晓能源和碳排放控制机制的技术专家成为了陪衬 。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把气候变化转变为深奥的资金管理活动，设计出晦涩而复杂的文件，由此而引发的政治角力在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谈判中持续了15年。
只要华尔街的银行和与他们合伙的经济学家继续影响政治决策者，为了追逐利益，他们还会对能源行业的方方面面增加一些贸易或抵押因素。他们不明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运营方式，也不明白管理现代能源工厂和将其与可再生能源行业进行整合的复杂性。政治领导人往往无知、易受影响或两者兼有，管理本国经济已经让他们够麻烦的了，哪里还顾得上推动根本变革，让科技人员脱颖而出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世界需要简单且快捷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如果首要因素是为这项工作找到合适人选，那么次要因素就是选择正确的物有所值的技术，并且最大程度地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电动汽车就是三种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值得去做。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最便宜的能源，因此，只有能够对化石燃料构成严重挑战的技术才是应该专心致志推广的技术。
需要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直接支出
尽管风电具有波动性，仍然存在各种发电问题，但德国海上风力发电站的发电价格已经低于化石燃料的发电价格。欧洲的智能电网架构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将多种资源整合到一个共有的稳定电网中，解决如今困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一些问题。电动两轮车，或称电动自行车，已经对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发起了重大挑战。尤其是在中国，每天有超过2亿人使用电动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
每个国家都需要兑现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承诺，正如他们需要投资道路、桥梁、采矿、太空和国防技术一样。并非所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都有高产出，一路上也会遇到枯井，会出师不利，正如石油钻井、太空计划或导弹防御系统会遇到的那样。西班牙、德国、中国和印度在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上的进展表明，美国在未来可能无法在可再生能源行业成为主导者。
有远见，且明知有风险仍愿意在正确领域投资的领导者能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惊人的成果。毫无疑问，欧元区债务危机将会成为这个进程的阻碍。但是，如果能够抑制化石燃料价格并且重新分配补贴，那么可再生能源将势不可挡。
翻译：艾庆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