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所以在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之后，加倍努力逐渐淘汰核能，绝不是因为歇斯底里或者战后焦虑。恰恰相反，包括许多政界人士在内的大多数德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对核能的优点满怀疑问。德国上下的这个反核共识的源头并不在于感性的平民主义，而是来自声势浩大的草根社会运动那基于事实、富有说服力的观点。这场运动由来已久，参加者涵盖了核物理学家和其他名副其实的专家。
世界对于德国的核电立场有很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它在欧洲形单影只，被拥核浪潮冲到了一边。实际上，爱尔兰、奥地利、挪威多年前就已经摒弃核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丹麦从来就没有、永远也不会建设核电站。与德国一样，如今瑞典、瑞士、荷兰和比利时也在逐步淘汰核电站的过程中。西班牙也已经禁止新反应堆的建设。
从民意角度来说，超过80%的德国人反对核能，这个数字在福岛事故之后变得更高，在欧洲也是相对较高的。但是，还有更高的。奥地利的核能反对率达到90%，奥地利宪法中甚至有无核条款。2011年一次全民公投显示，94%的意大利人反对核电。当然，欧洲也有拥核国家，以法国和捷克为代表，其对核电的支持率分别是68%和67%。（美国的支持率为70%。）
另外一个关于德国弃核的神话是：战后德国从一开始就本能地反核，这是一种战争恐惧和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过敏反应。事实上，尽管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确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核武器和平运动，但运动的支持者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对非军事用途的核科学充满热情。他们认为，这项新技术可以为德国提供清洁、无风险的新能源，甚至有一天可以实现能源免费。
怀尔葡萄园主们的抗议
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场反核活动发生，德国才开始对核电设施及其后面的废料场进行重新审视。首次反核能运动发生在德国最西端黑森林的葡萄种植地区，这里与瑞士和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接壤。就在一个名为怀尔的小村子里，十分保守的当地农民竟然与来自附近弗莱堡大学城的左翼活动者们站在一起，再加上深感关切的法国和瑞士居民，组织起来制止了一个计划中的反应堆建设。
怀尔的联合形式确定了许多后来反核运动的特点：由本地人主导、参与者政治倾向多样、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一开始，农民们反对的原因是反应堆冷却塔上冒出来的蒸气云挡住了阳光，影响葡萄的生长，并没有把放射性当做一个很大的威胁。随着人们对低强度辐射健康影响的认识加深，这一情况发生变化。
怀尔的运动者们历尽艰辛，最终迫使公用事业巨头废止了其核电计划。这些抗议活动经过全国性媒体的报道，一下打开了整个国家的思维。那些生活在核设施附近的德国人得到的结论是：既然黑森林的葡萄园主可以这么做，那么我们也可以。
于是，德国的反核能运动很快变得如火如荼。这场运动可以被视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持久也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之一。它改变了德国人对核能的思考方式，导致了一个新政党的诞生，最终还为德国决定追求一个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的标志是一个微笑的太阳，加上一句简单的口号——“核能？不，谢谢！”
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的反核运动发展壮大，并在全国连成网络。其核心是那些设有反应堆、计划修建反应堆、增值反应堆、核废料处理场以及废料堆的地方，比如布罗克多夫、卡尔卡尔、瓦科斯多夫、格罗恩德和格勒本。
“这场运动为NGO、报纸、培训中心以及专家学者创建了一个高度网络化的联系基础，这些草根架构，特别是格勒本的定期抗议（反对废料堆），使得这场运动坚持得如此长久，直至今天。”德国第一流的社会运动专家迪特尔·鲁赫特说。
此外，与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不同，反核运动的基础十分广泛，且是非意识形态的，今天依然如此。在怀尔的运动中，德国的城市左翼分子生平第一次与自己不同阶层的人找到了共同立场。“最初，葡萄种植者们看着我，就好像看到了外星人。”柏林的女权及和平活动者埃娃·昆斯托普当时也在怀尔，她接着说：“但是我们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种多样性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政客们和能源利益集团无法给抗议者们贴上‘疯狂的左翼煽动者’之类的标签，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抗议，因为抗议者们本身就是他们选区的保守派选民，有业有家的‘正直人’，是基民盟的选票来源。”鲁赫特解释说。
“背叛”的核科学家
在德国的经验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这一点让其与法国泾渭分明），即反对者队伍中专家身影的出现，包括那些与雇主关系破裂的原核工业科学家。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克劳斯·特洛贝。他曾经在西德和美国的核工业公司担任高管，但自从目睹了一个很小的人为失误引发的德国反应堆事故之后，他开始对核电的安全性产生疑问。接下来，1979年美国宾州哈里斯堡的三里岛事故让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核人士。关于核电的危险，特洛贝为德国的反核运动以及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和经济阐释。当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整个德国都期待着特洛贝解释事故的原因以及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像特洛贝这样的专家使德国的反核运动变得有理有据，并非单纯的感情用事，也不是枯燥的说教，”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历史学家厄尔哈德·斯托尔丁说。他们在最高的技术层面上抵制住了核游说集团的挑战。
当然，接下来就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个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反应堆“堆芯融毁”让中欧上空布满了放射云。苏联没有公布事故的消息，西德政府最开始对消息遮遮掩掩，再加上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巨大悬念，让整个西德陷入恐慌。西德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迫切渴望看到新闻、应对污染的提示以及天气预报。整个国家的运动场都被关闭，新鲜蔬菜被销毁，孕妇被告诫留在室内。如今的（前）西德成年人，没有一个会忘记1986年春天那些黑暗的日子。
绿党兴起
德国在1980年也成立了一个反核政党，即绿党。该党把群众运动的关切带进了国家议会，带进了西德众议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果断和影响力巨大的政治力量，来抗衡势力强大的原子能游说集团。绿党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西德新社会运动中衍生中来的，它代替了在核能问题上产生分裂的社会民主党。上世纪80、90年代，这个环境政党全面进入德国各地方的立法机构，最终组成了1998-2005年的“红绿”联合政府。在绿党的推动下，政府与各大能源公司达成妥协，要在30年内逐渐淘汰核能。（默克尔政府上台后否定了这个协议，但福岛核事故后又恢复了。）
德国的这场“能源转型”并非对福岛核事故的恐惧反应。实际上，可以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就已经成了德国能源发展日程的一部分。如今任何一个政党都表示要坚决将取消核能进行到底。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已经认定了未来要依靠可再生能源，甚至为此多付一点费用也在所不惜。
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事故激起了反核的公论，但发源于怀尔村的草根反核运动让压力得以保持。这一运动避开“宗派政治”、不断自新的能力令其始终充满生机。如今，像Campact这样的反核团体高度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惊人的速度把示威者召集到一起。X-tausendmal quer专门封锁核废料的运输，而另一个设在格勒本的反核团体——Castor Shottern则将不合作主义向前发展了一步，对用来运输核废料的铁轨进行破坏。
如今反核运动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支持者：来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所谓“绿领”工人。他们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徽章，在示威队伍里格外显眼。目前德国共有40万个左右的清洁能源工作，其中很多都在历经坎坷的东部各州，而承诺创造更多的“绿领”工作机会也是“能源转型”支持者的另一个可靠论证。
本文英文版最初由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发表，本网站获准转载。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