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讨论酝酿，这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类法律里最成功”的法律在颁布后便迎来了整个产业“超乎想象”的高成长。10年间，中国风电装机翻了140倍；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量翻了3500多倍。中国也由此收获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产品制造能力。
一度，新能源概念到哪里都“好卖”。A股市场，2011年IPO的华锐风电以90元/股创下了主板市场20年来发行价的最高纪录。美股市场，随着尚德电力成为第一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企业，太阳能成为除互联网之外，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公司数最多的行业，高达13家。
而眼下，中国新能源业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和自身产业周期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补贴大量发放，企业大量亏损，人才大量流失。
“她满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新能源在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低微。2010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总共不超过3%，具体到新能源则更少。
然而，在一个特殊时刻，她承担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期望。
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提出“四万亿”计划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刺激经济，新能源排名七大新兴产业之首。
62岁的王勃华曾是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巡视员，他总结一生做过的众多行业管理工作时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具体的行业，得到过国家领导如此多的批示，“很具体的批示”，部级领导的批示则更多。
在2011年以前，中国新能源企业给人一种能当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风机制造商中，中国占据4席，全球前十大太阳能光伏制造商中，中国占据5席，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太阳能制造企业凭借全球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一度在国际市场呼风唤雨。
比上述国际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项目经济体量大的特点，这极大地刺激了痴迷于GDP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兴奋点。
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的投资领域发愁的中国地方政府发现，每投资建设100兆瓦太阳能电池组件，就能为当地产出30亿出口额，倘若说服企业将产能扩大至1000兆瓦，就能产生300亿元的出口额——这相当于多少个棉纺厂和电子配件厂产值的总和！
何况，这事儿在“政治上绝对正确”。
在欲望中迷失
2005年，中盛光电CEO佘海峰第一次发现世界上竟还有比“抢银行”还赚钱的事情。 那时，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电话称自己有市场最紧俏的多晶硅料，客户就能立刻把高达几百万美金的订金打到你账户上来，而不需要对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调查——当一个行业赚钱容易到了一种堪称荒谬的程度时，佘海峰说他感到了不安。
在行业高速增长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开始失去方向。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学家丁力认为，主管部门对新能源行业的基本面缺乏判断力，是导致宏观调控未能及时到位的重要原因。
这与这些部门缺乏新兴产业的管理经验有关。在王勃华看来，长期以来工信部治下的全国各工业行业鲜有变化如此剧烈的，“太阳能行业的价格、市场、政策都变化太快，这个文件还没看完，又来一个，要跟上，有挑战。”王勃华坦言，政策总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门对产业发展的始料不及有关。
在新能源的问题上，政府、产业界和学者对产业周期没有共识。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38号文件，防止多晶硅产能过剩，立即受到行业组织和企业的极力反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当时工信部的判断受到了科技部的质疑，科技部组织了调研摸底，结论是“多晶硅产能并不过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行业专家颇为感叹，“以前，太阳能产业无人问津”。看到近几年光伏大热之后，国家主管部委之间也出现了“暗战”，都希望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干涉力。某种程度上，当时各界的确对行业趋势达成了某种集体性“误判”，认为它还将像前几年一样继续高速增长下去。
坏规则形成了
倘若没有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参与，即便宏观调控失灵，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但事实上，地方政府让本已错失调控的新能源，更加疯狂。
为争抢赛维LDK，合肥高新区领导带领招商人员亲自赶到赛维常务副总裁入住的酒店再三说服，并提出多项优惠条件，作为合肥市“1号工业项目”。
在无锡，当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个尚德”的目标。“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说再给我们几百亩地再造一个五万人的工厂，简直开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对记者表示，给多少钱都不能干。
地方政府的参与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王勃华因为拒绝参加了好几个地方政府邀请的新能源项目评审会，而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就是劝，不要再上了，但劝住了市长，说请你再帮忙说服下我们书记。”王勃华说。
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希良说，中央政府鼓励新能源是为了解决能源结构问题，而地方政府管经济的模式注定更关注GDP和税收，且招商引资的项目资金都由地方自己解决，“上面更难以左右”。
最后的博弈？
华锐风电和尚德电力，这两家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光伏产业曾经的“双雄”，命运轨迹惊人地相似。
2006年，韩俊良创立华锐风电，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华锐上市，以每股90元创下A股主板发行价的最高纪录，迅即成为市值千亿的新能源巨头。
同时，华锐开始大规模扩张，2011年风电市场结束高速增长，华锐库存高企、亏损严重、质量事故频发，并陷入一系列知识产权官司和裁员丑闻中难以自拔。2012年8月，投资人尉文渊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总裁。
尚德同样上演了一出相似的大戏。2006年尚德电力美国上市后，也开始大规模扩张，2011年太阳能市场结束高速增长，由于对市场误判，尚德陷入巨亏、裁员、GSF欺诈门等丑闻，因体积庞大、内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样在2012年8月，施正荣宣布辞去CEO职位。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这一代新能源企业家需要自我反思，“他们这一代人拥有所有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也存在所有中国企业家的劣根性，他们不爱分享，利益独占，喜好称王称霸，共同导致了今天的败局。”
比企业家们更为痛苦的是地方政府。
陷入总额高达250亿元的债务危局的赛维，直接导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降52.7%。当地官员说，如果赛维倒了，新余经济将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动用政府资源帮当地早应破产的新能源企业继续撑着，造成目前整个中国新能源业全盘亏损的败局，没有人愿意离场。”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总结说。
“过去十年，我们的政府学会了如何帮助一家企业成功；而如何帮助一家企业退市、破产，我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李俊峰感慨，这是一段教训深刻的历史。
本文原载于2013年1月《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