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核电运行的历史事故规律
一些核电工作者过分信赖理论计算。“理论”上可以“算出”很多数据，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后，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核反应堆的运行时间计算单位，是“堆年”（一个反应堆运行一年即为堆年）。现已运行14767堆年的443座“第二代”核电站中，共出现过23起堆芯熔化事故。也就是说，出现堆芯熔化事故的事故率是624堆年/次（14767/23）。
而按照设计要求，应该是2×104堆年才出现一次堆芯熔化事故；实际事故概率是“理论”概率的32倍（2×104 / 624）。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批评不公正。因为在23起堆芯熔化事故中，有17起是人为因素导致堆芯熔化，而人为因素不可估算。但是，在人们做重大“决策”时，是不能不考虑到人为失误因素的，因为人为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即便扣除人为事故，不难算出技术事故造成堆芯熔化率是2461堆年/次（14767/6），仍比理论设计值大出8.1倍（2×104 / 2461）。这也就是说，“实验”值比“理论”值要大一个数量级。
如果以“经验概率论”的方法，来分析世界核电运行中出现事故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平均运行4922堆年，必定“或然”地出现一次“大”核事故。
美、俄、日的前车之鉴
美国和前苏联出现大事故的时间分别是267堆年和162堆年，日本是1442堆年。
三喱岛事故发生时，美国共有52座核电站，运行267堆年；亦即平均仅运行了5.1年（267÷52），就出现重大核事故。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仅是前苏联核电平均运行167÷47=3.5年之时。
而日本出大事故时，共拥有55座核电站、运行堆年是1442堆年；也就是说：平均每一核电站运行了1442÷55=35年后，出现了一次大核事故。和美国前苏联相差6～10倍之多！
分析美国和苏联相继在早期即出现重大事故的原因是：一是美国早期运行的核电较多，超过了50座，样本越大，出现事故的机会越大。二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大事故的国家，早期管理运行经验未免不足。至于前苏联也出现重大核事故的原因，就还要多加一条，前苏联核电技术设计有重大缺陷。
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均在安全技术和运行管理上，做了一些改进。公允一些说，“改进”最大的是美国，一是大幅度延缓了发展速度，卡特时代后又完全停止了所有“新建”项目。二是改善技术，大幅度减少出现事故的风险。三是十分关注研发“新型”核电站。经过约20多年的努力，美国设计出在“理论”上可能是更安全的AP1000型核电站。四是美国仍积极“输出”核电技术，以便在别的国家，冷静地观察它们的安全性能。五是加强“安全”管理。
在这些重大措施后，自1979～1986年后，美国和苏联未再出现大的核事故。
汲取了前人教训之后，日本核电尽管起步较晚，仍然在运行到1442堆年时，出现了重大核事故。
世界上，拥有50座以上核电站、尚未出现重大核事故的唯一国家是法国。58座核电站已运行1519堆年。
究其原因，法国是有核技术传统的国家，一直注意独立研发核技术，拥有比较完善的核废料后处理技术，又是首创MOX燃料的研发者，有一整套系统开发核能的较完整政策。除此之外，还是地震极少、风调雨顺、气候温和等自然条件极好的国家。
即便是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法国距4922堆年/次的“或然”判断，也还有一段距离。法国核电必须再运行3403堆年，也就是在不新增核电机组的情况下运行（4922-1519）÷58=58.7，不发生重大核事故，才能说已推翻上述“或然”判断。
有相当一些人“预言”法国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次重大核事故。原因是法国对待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可能诱发核恐怖事故。自福岛事故发生后，法国各核电站普遍加强了戒备，是否足以保证在今后近60年内不出重大核事故，尚未可知。
中国核电还能“安全”多久？
中国已建成15座核电站，2015年将建成41座核电站，其中有引自法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多个国家研发的、不同类型的核电站，还包括中国研发的核潜艇动力改装而成的秦山核电站。总体上均属“第二代”核电技术。
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71座核电站。按照以上计算得出的4922堆年来推算，在今后运行的69年期间，中国将“或然”地发生一次大型核事故。
如果以原定2015年完成41座核电站为基准，可以逐项分析中国的可能性。
在技术水准上，可以认为中国的核电技术，已接近世界上主流水准，并且都奉行大体上相同的设计规范、安全管理“规范”和安全运行“准则”。但为了降低经济成本，中国的设计往往在“安全”标准上打“8折”，在过去设计中，其设防震级就比日本“低”；经验的积累，也比日本差很多。
中国工程院钱绍钧院士就再三强调，“核电安全性完全依靠经验，除非有若干堆年经验的证实，否则……不能代表更可靠更安全。”日本运行的堆年，至少是中国运行堆年的10倍。
中国出现灾害的自然条件和日本处于同一水平；职工素质远逊于日本。
中国核电技术人员，在设计水平上不比国际平均水平差，当然也不会超过国外水平，但设计经验赶不上日本。在“堆年”管理经验方面，远赶不上别的国家。
假如以日本的实验数据为参照系，中国将在公元2050年左右（2015+1442÷41=2050）“最可几”地出现一次大核事故。“最可几”是一个概率论的概念，指“或然”出现的大核事故的时期，以“最可几”时期，开始出现大核事故的几率最大。
如果中国坚持在2015~2020年“再建”30座“第三代”核电站，其风险概率就迅速增加！由于世界上尚没有建成任何一个AP1000型核电站，也没有任何运行堆年的经验。有可能用作参照系的就是“三喱岛事故”的267堆年或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62堆年。姑且取267堆年的“实验”数据，30座核电站运行的年数是267÷30=8.9堆年。也就是自2020年起，中国将在2030年前，“最可几”地出现一次重大核事故。
也许有人认为，“理论”上的“第三代”核电站，要比“第二代”更安全。其实，这一30座核电站的“重启”，都是未经运行考验的“第三代”核电站。它们均建在内陆地区，均有干旱缺水问题。已通过环评的几座“第三代”核电站，如江西省彭泽的6座，湖南省桃花江的6座，在通过环保评审时，均有弄虚作假行为，而且国家核安全局不予纠正。
所以，为谨慎起见，其更好的选择是将“上限”定为41座核电站。按现在规划，中国预期在2015年前，建成41座核电站，其中有4座核电站属第三代AP1000型，其余均为第二代核电站，所以可用出现的大核事故的1442年为参照系。
为什么美国和前苏联都在“早期”相继出现重大事故？除“早期”大建缺乏运行经验，安全性能尚不十分成熟的核电站以外，一个重大原因是“冷战思维”，双方都冀求在核电领域，争夺“世界第一”。
现在中国的核电决策层，也出现了类似苏美“争霸”时期的心态，他们要在2050年“超过”现有世界总数的443座核电站，建成400~500座核电站，居“世界第一”！
我们只能评估为“大跃进”思维！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发展下去，很可能这里计算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