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一个通常的批评就是其采掘业拉拢腐败的非洲领导人，以便获得商业利益。但他们很少与当地居民进行协商，导致其生计受到威胁，也分享不到巨大的资源红利。在最坏的情形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005年左右的苏丹（最近笔者在那里做研究），政府用从石油产业中获得的钱发起战争，对象正是那些被石油公司赶出家园的人。这只是例子之一，而包括大规模援助和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中国投资在非洲引发的类似情况还有一大堆。
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是欧美媒体常常喜欢抹黑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乐此不疲。此类批判掩盖了事实真相，尤其是非洲采掘业的真相。尽管其它全球性企业在其广告、宣传册和网站上天花乱坠地鼓吹最佳实践，实际上它们自己的“实践”一点也不比中国企业更好。在某些方面，它们单单拿中国说事儿，恰恰反映了西方行为体在中国全球崛起面前的一种通病。但更关键的是，单拿中国说事儿掩盖了其它地区的大企业可能在进行同样可疑活动的事实。一味归咎于中国，就会忽略比这要大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采掘业中，也存在于整个全球经济里，而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尼日利亚与壳牌
在非洲存在着远为花样繁多的可疑采掘行为。比如，1995年尼日利亚政府处决了肯·萨洛-威瓦等九名人权活动家，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壳牌公司对萨洛-威瓦位于尼日尔三角洲的家乡奥戈尼的生态破坏。直到最近，美国的银行一直都在充当保险箱，帮赤道几内亚奥比昂政权隐匿数亿美元石油收入。此外，一群前英国军官2004年在该国发动的未遂政变背后的财力支持者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儿子。中国在苏丹的负面形象流传甚广，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些争议性的活动往往都是与其他国家共同进行的。比如，中石油只是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财团的持股人之一，其他股东还包括马来西亚石油公司（马石油）、苏丹国家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因此，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开采应该被放在能源开采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范围内来看。参与能源开采的企业全都是盈利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成功地获取石油并将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石油经常被参与开发的企业列为一种战略资源，它们为获得勘探权经常会进行政府游说。许多非洲产油国都很腐败，而石油常常出产于民族冲突高发的政治动荡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必须相互竞争，而此类商业环境下的经营自然会陷入黑幕、腐败和暴力。
这些企业常常试图将自身与所在国的动荡隔离起来，而动荡经常因这些企业的存在而加剧。石油生产中心通常被封闭起来，由军队及私营安保公司重兵把守。此外，好几个油田还拥有自己的机场，这样一来，飞进飞出的人员甚至不必进入当地的城镇，通往生产场地的路上则是满布军事关卡。这种防守高度严密的基础设施一旦到位，对于那些被迫迁走且被拒于此类空间之外的居民，石油企业就不会有什么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有什么动力去和他们接触了。原因很简单，如此严密的安全措施使得发生在此类设施之外的事情愈发与它们没有关系。这是发展中国家资源开发产业中更加巨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正是发展中世界的一个主要成员。
石油公司公关运动
在这一背景下，各大石油企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运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许多大石油公司的主页上宣传说，它们的石油生产越兴旺，保护环境和造福当地人民项目就越多。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轻石油公司造成的破坏，而非只是充当一种完全与现实相背的肤浅宣传。
当然，过去几十年中国石油企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国内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有了显著变化，包括2006年《公司法》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法律基础，以及2008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外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中石油在南苏丹的社区发展计划落实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无论政府和地方层面的南苏丹人仍然说中国代表与当地社区之间缺乏直接而持续的接触。
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努力通过与当地社区的持续互动来消除这些不利因素。这一点很重要。但同样真实的是，为了追求利润的资源开采是一种全球现象。因此，需要加强与当地社区互动的也绝不只有中国企业。石油正变得越来越难找到，企业也日益深入“未开发”地区以确保获取石油。一个庞大的中国消费阶层正在兴起，他们渴望豪宅豪车，尽管不是他们的错，但这些消费需求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争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企业面临的压力迫使它们把道德标准降低到了“如果我们不拿走这些石油，对手就会拿走”的程度。要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培养一种共同国际责任的文化，中国企业也将在其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