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经济学家表示，全球各国迫切推动中国尽早到达峰值排放，很有可能促使一些产业部门转移到低能效国家。
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UEA）的关大博告诉中外对话，中国做了二十年的世界工厂，“有得有失”，这些经验将有利于其应对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
关大博曾用七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模式，其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他说：“如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成为第二个中国，比如印度，那么，它或许需要另外一个二十年来领悟中国所取得的经验。”
“因此，当有人谈及中国何时会达到排放峰值时，我会说，只要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放缓就行，而非迫切推动中国达到峰值——因为我们希望结束碳泄漏至其他国家转移的局面。”［注：碳泄漏（carbon leakage）是指由于一国或地区实施减排政策而导致的该国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现象。］
但是，作为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变化与国际发展学教授，关大博认为，中国若想发展可持续经济，就有必要制定碳排放的绝对值上限。他对明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在此方面将要取得的进展持“乐观”态度，并强调，中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可能会设置碳排放的区域性上限。
“中国正在试行碳交易，对七个试点地区制定了排放限额，此举很可能为建立绝对限额目标体系做好了铺垫。”他补充道。
关大博的研究表明，中国当前气候变化目标的重心在于控制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以不断激增的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当前气候目标并未使其得到有效缓解。
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促使采矿、金属冶炼、燃煤发电等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崛起。这类产业的发展将同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减排成就一扫而空。例如，2002-2009年间，内蒙古地区的排放效率提高了159%。但与此同时，水泥生产和金属冶炼行业的发展翻了14倍，从而使净排放效率仅提高了18%。
中国近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的碳强度降低了5%。但关达博说道，中国已经陷入了碳排放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循环中，如不调整经济结构，所取得的进展也只是暂时的而已。
他说，中国一直在增建机场、高速铁路和公路，而且已经超出了市场的承载能力。他还指出，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90%的收费公路，已经远远过剩。尽管如此，重工业投资仍在继续：“这就向国内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我们需要更多水泥和钢铁。于是又会有更多的水泥和钢铁工厂相继建立。”
翻译：孙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