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美这次达成减排目标共识。两国准备和商讨此事经历了多久？
解振华：中美两国准备这件事已有一段时间。在今年9月下旬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美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欢迎奥巴马总统来中国出席APEC会议并访华，二是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气候领域合作，可以一起宣布各自2020年后气候行动目标。
关于两国一起宣布，双方一开始就有明确谅解，目标各自自主决定，彼此感到舒适。之后两国的气候团队开始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电话、视频，讨论关键事项，也进行了若干次当面讨论。在两国宣布共识的当天，联合声明方完全定稿。
记者：APEC峰会全球关注，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召开在即，而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将要制定全球气候新协议。中美选择这个时机发布共识，是意在影响全球多边气候谈判进程吗？
解振华：在9月下旬举行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时候，张高丽副总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中国支持2015年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议，中国要为达成协议做出贡献，但协议必须要体现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张高丽副总理宣布了中国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第一，碳强度显著下降；第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显著提高；第三，森林蓄积量显著增加；第四，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尽可能早地达到峰值。他用“三个显著和一个尽可能早”对中国的目标做了原则宣示，在峰会上获得的反应特别好。
张高丽副总理在峰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领导人对2020年后的气候变化多边进程非常明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次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宣布了两个量化目标。
记者：这次中美达成共识，让外界非常意外。你如何评价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
解振华：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无论是对国内促进转型升级、促进多边气候变化的进程，还是在促进两国合作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也表明我们积极推动全球多边进程的决心和态度。
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所以各国必须一起共同应对，这不仅是双边的问题，更是多边问题。气候变化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应对，都来采取行动才行。这件事只能“共赢”，绝对不能搞“零和”，零和就意味着失败。
记者：国际上有评价认为，中国此次把2030年气候减排目标定得比较高，可能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做到。国内主流专家也持类似观点，你怎么看？
解振华：对于中国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有明确要求：要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说过，气候减排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而是中国自己要做。要通过气候减排建立倒逼机制，促进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制定的目标，要发挥倒逼转型升级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要求要通过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能源消费做减法，经济增长做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目标要定得“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又要有一定的力度。
记者：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气候目标，从国家的层面，目标还有倒逼改革的深意？
解振华：你的理解是对的。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是粗放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么大，问题这么多，我们自己必须定一个有雄心、有力度的目标，并通过这个目标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否则的话，雾霾这么严重，还要继续粗放发展，全社会都不会满意。
目标定出来，国际上也会评论，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力度是大了还是小了。所以，我们定的目标要经得起国内、国际社会的评价，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让国内、国际社会都认可。
要激发目标的倒逼作用，必须要有配套的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和改革措施。
一是节能提高能效，工业、建筑、交通领域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都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要相互配套，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二是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要提高，国家对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来鼓励、支持。鼓励就要有鼓励的政策，限制要有限制的措施。
记者：中国实现气候目标，最大的困难是在能源结构这一块吗？
解振华：一个是能源结构，另一个是能耗水平需要大大降低，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如果能效水平提高一倍，能源不需要再增加，经济总量却可以翻一番。
中国能效水平低差的原因，关键还是存量的落后技术、设备太多。现在倒逼机制就是定了总量之后，上马新项目必须采取最先进的能效标准，同时必须改造老的设备和技术。
记者：中国要想2030年前后成功达到碳排放峰值，那么经济结构必须得有怎么样的改变才能适应？
解振华：从经济结构上看，肯定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要有比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中，绿色低碳循环的技术和产品会有相当大的发展。国内能源结构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另外，国家的森林蓄积量将大幅增加。林业结构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有些地方森林覆盖率较高，但蓄积量很少，所以要改变林业结构。原来是讲森林数量，现在要讲质量了。
实现目标的过程，会对全国的生产、生活，工业、农业，城市、农村等所有的领域，带来相当大的变化。
我想，到了2030年，我国的雾霾天气也会大大减少。我国的环境质量、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的质量、人们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记者：有数据显示，国外在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时候，GDP的增速一般会降到3%左右。我们如何做到在低碳情景达到2030年的气候目标的同时，又能保持一个适当的GDP经济增速？
解振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习近平主席讲过，中国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像中国这种状态，高速发展了30多年，GDP长期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不可能永远这么快。经济总量大了之后，增速肯定会降低。
中国过去的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牺牲了资源和环境换来发展。现在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要还账，要搞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记者：有研究团队提出，中国在低碳情景下其实也可以保持GDP快速增长。你是否赞同？
解振华：我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总量的增大，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低。
但降低到多少呢？我们按照不同的方法测算过，结论普遍是总体上不可能维持在现在这么高的水平上。过去是10%，现在是7.5%，以后还能否保持这样一个速度，我觉得不太可能。
记者：有没有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我们达到2030年气候目标，但经济增速降到3%左右。
解振华：不会，应该比这个高些。
记者：请你预测一下，中国能否如期完成之前向世界承诺的2020年减排目标？
解振华：中国正在努力完成自己制定的2020年的目标。到2013年，中国已经完成了28.5%了，还有7年的时间来实现碳强度下降40%至45%（以2005年为基础），明确地说，中国可以做到。
中国为此目标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2009年、2010年，为了完成目标有的地方都拉闸限电了。我们既有长期目标，也有五年规划目标，五年规划由人大批准，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分解指标下达到各个省，省里面又分到地、市和各个重点排放单位。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在做。
记者：请你谈谈中国气候变化适应问题吧。
解振华：中国也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中国最近这十年，平均起来估算，极端气候造成每年死2000多人，损失2000多亿元。这是直接的损失，生态上带来的影响就太大了。直接损失这么多，所以适应气候问题非常重要。
减排跟适应是相辅相成的，减排力度越大，适应压力就越小。如果你不减，不仅会造成损失，适应的长期影响问题就更突出了。
减排和适应要并重。发达国家不太认可这一点，只要求减排，不愿意提适应。为什么？因为目前出现了气候危害，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无约束排放造成的，所以谈气候适应，发达国家就应该拿出钱来补偿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谈适应，是因为他不愿意出钱，根在这里。
记者：您对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和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有何期待？
解振华：利马会是决定明年巴黎会成败的一次很关键的会。明年要出结果，要达成协议，今年的会是为明年做准备的。
利马会要把整个协议的框架、原则、要素，要解决的问题等，达成初步共识。还会有很多分歧，明年一年直到巴黎会将一个一个地解决分歧。今年的利马会上，预计各国会争议很大。各方意见都会反映到新的协议文本草案中。
本文原载于财新《新世纪》，发表时经过中外对话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