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兼经济学家安安东尼奥·塞拉对16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并对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了对比，前者因为贸易和制造业富裕无比，后者则因只依靠金属采矿而非常贫穷。
在一本关于中国电力体系的专著中，这样一个观点可能显得有些非同寻常，但对于作者约翰·马修斯和谭浩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在书中写道，尽管中国身陷各种不利的“地缘政治纠葛”，以及给地区及全球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但它正在从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采掘经济中“解放自我”。
相应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建设自身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来打破碳依赖僵局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一进程“背后主要的驱动力是对当前的污染状况，以及中长期的能源安全和工业发展等问题的关切”。
减少造成气候变化的碳排放并非终点，而是这一宏大政治经济转型的一个“十分顺手的副产品”。
认识到这一点，两位作者说，中国花重金建设电网，以更好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这可以被视为“21世纪伟大基础设施项目”，能与公元7世纪修筑的大运河相媲美，这给中国摆脱“早期工业化电力”化石燃料依赖创造了良机。
马修斯和谭浩认为，正如德国和英国在19世纪主导了以煤炭为基础的技术，美国在20世纪成为石油基础技术的世界“老大”，中国则将成为以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世界领袖，无论是其产品还是技术。用作者的话说，中国注定将创立“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能源范式”。
这些意义深远的结论并非凭空推测，而是作者在研究近年来中国发电、投资、专利等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作者关于创新与产业动力之间的理论基础尤其有价值。马修斯和谭浩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释，例如从“黑色”（化石燃料）产业到绿色产业的转型路径（企业家致力于新的产业，其他人也会跟上）是如何变得“自我强化、自我可持续和不可逆的”。
他们阐释了中国如何通过规模化生产积累了大量经验，从而有效降低了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机的成本，这使得中国的非热源电力已经占到了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最近的数据表明，太阳能发电量急剧增长。有趣的是，作者还指出，这些数据说明由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都超过了核能发电，中国的非碳电力并不会依赖核电。
这条“学习曲线铁律”，再加上产业战略和在五年规划下“精心设置的目标”，为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做出了贡献。去年，中国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煤炭产量和热电发电量都开始下降，这一年“对世界和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三重巨大意义的里程碑”。
电力政治
不过，对于一本力图“专门阐释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来说，马修斯和谭浩在政治方面的分析似乎有所欠缺。偶然出现的矛盾之处以及重要人物和机构名字的拼写错误让这个印象更加深刻。
更实际地说，书中处处提到了各种能源政策，这种提及也是有用和必要的，读者会认为这些政策有一个专家治国式的形成史，并且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的电力政治（包括精英层和基层）进行更多阐释的话，至少会改变行文的架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重点在能源上，但对于电力谈得较少。
在中央层面，本书应该阐明围绕电力部门改革的漫长讨价还价和冲突过程，我很想多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在地方层面，读者可能会提出更多问题：如果增长缓慢的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意味着要对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或者应对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后果，产煤县的省一级官员应该如何适应？为遥远的城市输送电力的可再生能源设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些设施能给电力企业带来收入，却对地方就业鲜有贡献。对此，当地人会有什么感受？
自下而上的创新
此外，这本书自上而下的视野意味着它忽略了产业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正在塑造中国能源转型的许多有趣的自下而上的动力。
这里有不少需求引导的成功案例，比如农村地区广泛采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城市地区到处驰骋的锂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尽管上网电价常常受到地方电网的抵制，非政府组织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首批光伏设备采用者推动了其落实。
公众的焦虑甚至抗议似乎也在塑造着中国关于低碳能源选择的决策，尤其是在事关核能的情况下。在一些个案中，省或市政府（如山东省，尤其是德州市）为绿色创新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中央政府研发项目进行了有力补充。
但总的来说，这本《中国可再生能源革命》是关于中国方兴未艾的能源转型的一本很有价值、简明清晰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球气候都很重要。
面临中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所带来的竞争威胁，发达经济体力图抵御。对此，本书在结论部分的观点也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共鸣。书中呼吁发达经济体摒弃贸易报复，转而采取同样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在本国大力推动绿色创新和市场扩展。
但是，与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今天美国或英国的障碍不在于缺少英明的政策，而在于能源就是政治。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