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青海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高原省份，面积有近三个英国大，人口还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随着总投资300亿规模的光伏扶贫工程在中国各地展开，一望无际的高原草甸上，除了牧民的帐篷，也开始出现大片闪亮的光伏板。
在贵南县木格滩10兆瓦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正在工作的朱师傅说：“政府上午才来人检查防雷系统、确认安全性，应该不多日子就能上网发电了。”
然而中外对话11月的实地调查却发现，光伏发电和扶贫的结合，在实际操作层面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
“灵活解读”中央政策
2015年4月开始在全国471个贫困县渐次铺开的“光伏扶贫”工程，原理很简单：政府出资帮助200万户贫困家庭建造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发出的电除了自用，还可以卖给电网，以此实现收入的增加。
但北京的政策来到1300多公里以外的青海，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早在国家的政策出台之前的两个月，青海就决定在全省8个县的30个贫困村开展光伏扶贫试点。青海的确具备发展光伏的有利条件。一方面，高原上大气层相对稀薄，日光透过率高，加之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青海有将近三个英国大，有大量适于铺设光伏板的荒漠化土地。重新利用被废弃的草场发展清洁能源，听上去一举多得。
根据《青海省2015年光伏扶贫试点工作方案》，该省计划通过150兆瓦的光伏扶贫工程扶持贫困户8333户。光伏电站产生的发电收益扣除不可免除的税费后，全额支付给贫困户。
按照纸面上的计划，贵南县——一个被《孤独行星》旅游指南称为“交通不便”，“很少迎来游客”，绝大多数人口为藏族的县，被选为木格滩10兆瓦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的合作方。按照计划，项目建成后，556户贫困户可以享受光伏扶贫电站的收益权，户均创收每年4000元。
但中外对话发现，这个政策被电厂做了另一种“解读”。电厂员工朱师傅告诉中外对话，电厂直接将政策设定的每户每年售电收益4000元发给了各家各户，余下所有的发电收益则归属电厂。
“每户4000块钱的补贴已经一次性发放给牧户了”，朱师傅说，“是企业出的钱。”
然而，中外对话走访的当地牧户表示，并没有听说过这笔来自企业的补贴。事实上，不止一位牧民告诉中外对话，他们以为这个电站是为了“西电东送”建的。以扶助贫困为政策目标的项目却被当地牧民理解为缓解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用电压力。
参与企业面临风险
然而企业能否从这一模式中获得好处同样令人怀疑。每户每年4000元扶贫补助，这意味着电厂每年需要固定向参与扶贫项目的556户家庭发放总计多达222万的贫困补助，而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施工、人员劳务以及后期的维护保养，支出不可谓不大，而收入来源仅有发电这一项。
而发电收益并不一定有保障。与商业光伏电站一样，光伏扶贫项目的上网电价同样不足以覆盖高昂的支出，要依靠国家和地方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才能实现盈利。然而，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发放普遍不及时，已成为光伏业界常态，拖欠两三年相当正常。
此外，业内认为新能源标杆电价的下调是必然趋势。2016年11月，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江冰表示，到2024年，中国或将取消新能源新增发电上网的补贴。
所有涉足光伏扶贫领域的企业都要面对这两个问题导致的营收压力。汉能光伏集团光伏扶贫项目负责人王飞告诉中外对话，企业并非纯公益机构，逻辑简单直接，首先要有盈利。
地方政府能从这样的扶贫项目中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同样不好说。在村干部益西看来，已经建成的光伏电站也不会明显拉动当地经济，因为光伏电站作为清洁能源项目还享受当地所得税“三免三减”（三年免征、三年减征）的优惠，10兆瓦的光伏电站占地380亩以上，占用时间长达25年，却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足够的税收收益。
此外，建设电站的工人几乎全部是外地临时工，而并网发电后这种小规模的电厂养护也只需要不到10个员工，根本无法拉动当地就业。
拥挤的电网
更严峻的是，木格滩光伏电站甚至可能没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机会。已经基本完工的电站，原计划2016年9月30日投产发电，然而中外对话在11月探访时发现，该电站仍未实现并网。
事实上，近年来市场消纳乏力，新能源弃风、弃光现象严重被媒体反复提及。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政策咨询部主管彭澎坦言，“现在弃风、弃光的限电比例很高……不得不承认，现在整个电力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阶段，电力市场针对各个能源形式的消纳水平都有下降”。
根据当前的电力供求情况及走势，国家电网西北电力交易分中心预计2017年西北电力电量将会持续供大于求的局面，2017年末西北电网的总发电容量、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新能源装机容量将均超出最大用电负荷，全年富余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将近英国一年消耗电力的一半。
有专家认为，大规模开展的光伏扶贫项目，甚至会恶化本已十分严峻的电网调峰问题，导致弃光加剧。
青海已着手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2016年11月，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联合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在北京签署协议，约定合作攻克光伏发电的消纳、外送难、调峰等挑战。
扶贫对象的不解
在贫困县发展光伏还面临着知识和信息的鸿沟。贫困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居民教育程度、对外界新科技的接受程度普遍不如城市居民，如何让光伏发电真正被当地人理解、接纳，并最终有效利用，在藏族人口占90%以上的贵南县也是一个问题。
与草场相依为命，以绵羊和牦牛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对于环境的感知相当敏感。诺布家十来岁的小女儿卓玛说，“不知道电板后面的电池会不会破坏我们的草场”。太阳能电板的寿命一般是10年，而电池用2年就需要更换。
对于横空诞生在草场上分布集中的光伏电板，牧民们除了担心它们会占用本可以用来放牧的土地，还好奇这么一大片明晃晃的设备会不会增加局部温度。
藏族向导笑着说，村民的担忧可能没什么科学依据，但没有人向牧民们解释这些电板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发电，产生的电力要被用到哪里，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又是什么。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生态环境相当脆弱，中央到省级政府的政策一直强调生态修复。“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宣传告示在公路两旁随处可见。但一个结合了清洁能源和扶贫的，看起来最友善无害的政策，却没有被扶助对象充分理解，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贵南的光伏扶贫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从同样参与了光伏扶贫的东部省份安徽传来的消息，也显示出这项政策在不同地区落地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例如在安徽山区，一些过于破旧的贫困户房屋根本不具备安装光伏板的条件，而当地电网对分布式光伏的消纳能力也令人担忧。
涉及太多利益相关方，受能源市场和能源政策影响极大的光伏扶贫，才刚刚起步，其复杂性已经迅速显现。尽管如此，全球环境研究所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经理于卿婵告诉中外对话，为了它独特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潜力，这类项目还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注：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