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8日上午9：42，随着4号机值长刘勇按下停止键，北京市最后一座燃煤电厂——华能北京热电厂的所有燃煤机组实现停机。至此，北京市原有的四座燃煤电厂已全部关停，和几代北京人成长记忆密切相关的大型燃煤电厂将成为历史，彻底告别这个国家的首都。
自上世纪50年代随工业化起步，90年代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不断改建重组，最终确立为四大煤电厂的供电供暖体系，到2010年代在环境压力下全部关停，北京的燃煤电厂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唯一一座坐标北京的“156项工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代，刚刚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建设四个现代化”被写在工厂的车间、贴在宿舍的走廊、印在作业本的封面，以社会主义特有的宣传方式进入中国人的语言体系。
中国的年轻人或许对于提出这个目标的年代没有概念。在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雄心勃勃的“初步”目标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工业体系全无基础可言。
为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国由1953年至1957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苏联等国援建的156项重工业项目是重点中的重点，“156项工程”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这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一个位于首都的，就是北京热电厂，后改制为国华北京热电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建设的第一家高温高压热电联产企业，曾是北京市重要的集中供热热源和电力支撑点。国华热电厂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供热能力2100万平方米，按照当时全国人均5平米左右的城市居民住房面积计算，相当于可以为400万人的住宅供暖。
经济发展 电力先行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电力先行。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电力供应是工业生产的基础，和城市化直接联系。
工业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快速发展，北京城区的用电需求也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电力缺口日趋加大。根据后来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北京地区1958年的年用电量为7.87亿千瓦时，而在1949年，这一数字仅为8245万千瓦时，10年的时间翻了近10倍。
在此背景下，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工程于1959年破土动工。15年后这座燃煤电站才在文革末期建成，总装机容量60万千瓦，供热面积1200万平方米，用于满足北京西部的用电和供热需求。
加上赶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改建完成的京能石景山热电厂，和文首提到的华能北京热电厂，最多有四座煤电厂同时在北京运行，为首都提供制暖和能源。
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作为大都市的进化在80年代后愈发迅猛，到2016年，北京的用电量已经达到1020亿千瓦时，比起1958年的7.9亿多万千瓦时又翻了近130倍。高速增长的电力需求的背后，是大规模的煤炭燃烧及污染物排放。
长期以来，在北京乃至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结构中，煤电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梳理1952-2012年的发电量构成，火电占比一直在80%左右，而在火电中，绝大部分是燃煤电厂，占比在95%左右。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优化电源结构，控制燃煤电厂的投资新增，火电在发电装机容量中的比例也由1952年的90%降低到了2015年的59%。
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之后，提出“绿色奥运”作为理念之一，摆脱煤烟污染的城市形象被提上政府的工作议程，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全市压减燃煤的要求，燃煤机组的排放限值也不断收紧。四大燃煤电厂在此期间均进行了大规模的环保升级改造，脱硫、脱销、除尘，减排效果明显。
环保也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遗产。奥运后的次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明确表示，四大燃煤电厂位于市中心，影响城市减排和发展，并提出全部改建燃气机组的构想。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切实际的能源结构调整计划在国家的直接推动下逐渐酝酿成形——在北京全面用天然气替代燃煤发电供热。
反对和质疑之声不仅来自于企业，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担忧，但环保的诉求终究随着雾霾占了上风。
2010年代以来，雾霾以越来越频繁的次数、越来越严重的程度侵袭北京。经历了2012年严重污染的冬季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治理大气污染。
2013年的冬天到来前，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自己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5年内，煤炭被要求在能源消费比重中降至10%以下，大量补充燃气发电供热设施，四大燃煤电厂也被下令逐个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城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燃气热电中心，它们将使用更为清洁的天然气作为动力来源。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煤电淘汰和能源自给度的降低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北京70%的电力将从其他地区调入。因此，中国首都告别煤电厂的意义有多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还取决于北京周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能源结构转型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