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雾霾的新闻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当下环境危机的关注。观察人士将这些问题与近几十年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这自然没错，但他们还应回望十九世纪晚期来找寻中国工业化以及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
生活在清朝（1644年到1911年）的中国人也曾面临各种环境问题。此前几个世纪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土地资源短缺，以及从野生动植物到生物能燃料的各类自然资源枯竭。毁林和土壤退化加剧了洪灾，并逐渐造成中国主要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系统的生态韧性严重受损。
清王朝政治与经济上的疲弱使得问题雪上加霜。内部的叛乱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不断攻击让坐镇北京的朝廷权威扫地，地方大员不得不自行选择如何支配有限的税赋收入。高昂的军费开支导致各地囊中羞涩，无力应对汹涌而来的生态危机。1855年，河南境内黄河决口改道，造成了破坏性极强的洪灾。1876年到1879年，华北地区因干旱造成饥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但十九世纪中国的故事并非只有政治衰败和环境危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开始为接下来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早期工业化的萌芽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清朝的大臣们从国外获得了新工具，力图重振中华国力。洋军火首当其冲，清朝官员买入海外制造的武器弹药，并建立起兵工厂和船厂，用以建造他们认为可以用来击败内外敌人所必须的远航军舰。
他们还采取了其他方式以图增加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一些清廷官员开始质疑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19世纪60年代，作为当时日益兴起的变法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的冯桂芬曾指出，洋人长于充分发掘使用农产品和矿产等“地力”。他提出，清朝官员可以通过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清朝官员开始在交通、工业和商业方面做出探索。他们购入了蒸汽驱动的新型机器。蒸汽机变革了交通运输业，中国开始建造蒸汽轮船和铁路。
这将外国企业家与本土利益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彻底摆在桌面上。中国的首条铁路由英国人于1876年在上海附近建成，只运营到第二年就被清朝总督命人破坏。围绕铁路的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议，一些传统士大夫明确反对修建铁路。但抱有改革思想的清朝官员坚持认为，铁路是中国发展必要的工具。到1894年，各地由清朝官员（利用外国工程技术）修建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近500公里。
从棉纱线、毛线和纺织品纺织，到矿井抽水设备，中国精英从外国购买各种功能的机器加以使用。他们还使用了挖掘灌溉水渠和水井以及犁地的设备。
正如西方的情况一样，中国新兴的工业基础设施依赖于燃烧煤炭提供的能源。到十九世纪末，用于驱动这些机器的煤炭的勘探和采掘成为清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毕竟在清政府看来，强国之关键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之关键又在煤炭。正如吴晓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的那样，中国官方与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既竞争又合作，开采煤炭，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动力。十九世纪末，中国精英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的矿产，特别是煤炭，视为中国最宝贵的资源。
其中一些工业革新最终难以为继。资金、煤炭以及其他资源投入有时会出现短缺。官员也并非总是对新技术完全心无芥蒂。有人认为机器会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快速枯竭，并对此表示担忧。也有人担心，机器会导致人口失业。
尽管如此，利用机器开发中国自然资源这个想法仍旧在年轻一代的改革派精英中取得共鸣。孙中山是其中之一，他因推翻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领袖而广为人知。1894年，孙中山在一份写给清朝要员李鸿章的信中说，机器的使用对于开发中国大量仍待开发的资源来说是必需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中重点提到把电力作为潜在的工业能源。
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在海外帝国压迫下丧失主权。但对于环境历史学家来说，还有别的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探究。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机器、能源、自然资源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环境历史上的那些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就会变得醒目起来。例如，我们对于机器和煤炭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影响知之甚少。关于中国城市居民对于早期工业和城市污染的反应，我们也并不了解。城市精英和普通市民是将早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变化视为进步的标志，还是不能忍受由此带来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环境史究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19世纪工业化的环境史有多大相似之处？
当然，那时的中国并未实现广泛的工业化，在20世纪之前也没有形成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以燃煤为动力来源的机器以及十九世纪末的工业化远景还是成为了后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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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