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7点多，天阴沉沉的，风很大。远远地就能听到塔山顶上那几座新建的风电塔转得呼呼响。“这么大风……”估摸着今天也许会来场大雨，塔子沟村的陈芳扛上锄头，背上玉米种就上山了。直到下午5点了，她都已经把自家位于风电塔下的一亩多玉米地翻了一遍，大的碎石也清理干净了，云却散了，眼前的四座风电塔的大叶扇也停止了转动。
“又白等了！”陈芳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着。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四次白跑一趟了。她一直在等大风后的那场大雨。雨后就可以播下这一季春天的玉米种了。可，风来得忽紧忽慢，雨迟迟不下。她等得都有些着急了。
陈芳所在的塔山位于辽宁省阜新市的东南方，离市区约5公里。自从3月底，山上的雪融化后，直到5月初，位于内蒙古高原和东北辽河平原过渡带上的阜新都没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雨。
春雨贵如油，尤其是“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其实“等风”的又何止是农民陈芳；
“亚洲第一大露天矿”的阜新海洲露天煤矿虽已经停产多年，但方圆6公里的矿坑内依旧火光点点，这些特有的煤层自燃的烟尘在“等风”吹走；不然，它马上会成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最主要的投诉对象；
位于阜新新邱区的矿工新村里，卖丝巾的小贩高圆也在“等风”，她在两棵树之间拉了一条绳子，把丝巾在系在上面，风越大，丝巾就飘得越高，一元钱一条，风越大，丝巾就卖得越好；
从阜新的塔山到内蒙库伦旗沙漠里新建的连片风电塔在“等风”。过去的50多年中，阜新累计为全国生产煤炭近7亿吨，发电2500亿千瓦时，但这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煤电之城，也因煤矿资源日益枯竭而陷入困境，亟待转型。
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阜新，2001年12月28日，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阜新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是共和国最早建立起来的能源基地之一。过去为了国家发展，我们争第一，多挖煤。现在，我们成了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从2003年到2016年，在阜新市工作了13年，并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杨忠林，经历了这座城市最困难的十年。
阜新是中国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以煤炭为主导的单一产业开始衰退，阜新陷入了“矿竭城衰”的困境。
为了发展，露天矿开采光了，向地下挖，越挖越深……101平方公里采空区地表下沉，500多万平方米工矿棚户区拥挤成片。2000年，全市1/3以上地方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阜矿集团先后有23个矿井相继关闭，12.9万产业工人相继下岗，占职工总数的28.8%；19.8万城市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城市人口的25%。
沉陷是所有煤矿采矿区的共性的难题。新邱区是当地沉陷问题严重的区之一。当地官员曾向媒体举过两个触目惊心的案例。1999年，新邱区南部八坑处，一台吉普车正在路上行使，突然路面沉陷，吉普车如变魔术一般在路面消失。2000年，当地一个叫黄凯的孩子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路面沉陷，孩子“像一块石头”掉进深不见底的废坑道里，当场被瓦斯熏死。
居民反映更多的是：整座房子会突然“轰隆”一声，半陷入地下。采煤沉陷区不仅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估价超过15亿元，更是威胁着居民的日常生活。
在一个老矿工宿舍居民区里，随机走进一间还没拆除的老房子里，都能看到墙体的裂缝。风吹过，能听到呼啸声。
其实，在被宣布成为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之前，阜新市计委转型办就做了统计，阜新的十三个沉陷区内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民房达2.8万户。消息宣布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安置沉陷区居民。
转型，不仅痛，且漫长
“亚洲第一大露天矿”的阜新海洲露天矿矿坑，长约4公里，宽约2公里，深度约350米，无人机升高到500米高度，用展开120度视角垂直拍摄，也只能取景矿坑的1/3面积。这个巨大又格外壮观的矿坑曾经是阜新人的骄傲，更是一片令人心潮澎湃的热土。半个多世纪以来，阜新累计生产原煤5.3亿吨，用装载60吨的卡车排列起来，可绕地球4.3周！仅一个海州矿，最多的时候就养活了3万多工人。
然而，也就仅仅半个世纪，辉煌就成了昔日，“骄傲”就成“伤疤”。
2001年3月30日，伫立在阜新大地上的东梁矿、平安矿、新邱露天煤矿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面破产。
2002年4月，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海洲矿因资源枯竭而申请破产。
2002年6月，阜新矿务局所属的其他几个煤矿也申请破产。
历史资料显示，1996年到2000年期间，阜新全市GDP年均增幅仅为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经济结构单一，全市工业产值中煤电工业占了76%。
到2000年底，阜新每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156元）的城市特困群众占城市总人口的25.3%，全市下岗失业人员15.6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6.7%，城镇登记失业率7%以上，居辽宁省之首。
伴随着“煤”这条支柱产业的倒下，劳力安置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要在短时间，且没有龙头企业或支柱产业的地区内，安置那么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力，几乎不可能。
如今，在矿区边老的矿工村里，依旧还有一些没有搬离的老矿工，黄安远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煤矿上工作了30年，如今已经退休，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5年前，政府就给他做了安置，让他搬到孙家湾沉陷安置区里的新楼里，老黄把房子给了儿子的三口之家，他说“这儿没什么能上班挣钱的工厂，儿子家里条件也不好，更别提买房了。”他和老伴则还在两间修了又修的老屋里能熬一天是一天。去年，周围大多数房子已经拆了，现在水也断了，每天还得到外面去拉水进来。
象老黄这样的矿工之家“给儿女让房”，在当地占有很高的比例，因为老屋已拆，更多的老矿工夫妻就只能去外面租一间很小的房间暂住。在有些家庭中，一个老矿工的退休金甚至会成为一家老少主要生活收入。有的老矿工身体不好，需要子女照顾。年轻人既不能去外地打工，本地又找不到合适的企业上班。于是，就只能无奈选择既“养老”，又“啃老”。
在阜新街头，烧烤摊特别多，比东北的其他城市都多。在煤海小区、矿工小区等一些人群密集的街道做粗略统计就发现，一条不到500米长的巷子里，最多的烧烤摊或者烧烤店有21家，最少也有5家。夜幕降临后，临时推车出来摆摊的就更多了。当地人说，一来，这与东北人的饮食习惯有关；二来，这也是下岗后选择再就业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大风刮来的钱
对于在煤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张师傅（化名）来说，离开矿坑之后的出路在高高的山顶上。
在阜新市区东面的群山上，成排的风机徐徐转动。站在山顶的风机脚下向市区眺望，巨大的海州露天矿横亘在眼前，提醒人们这座城市的过去。
张师傅在位于山腰的华能高山子风电场担任门卫工作，负责后勤保卫。对于18岁起就在矿上工作的他来说，能够找到这样一份收入不算高的工作已属不易。当被问及怎么看待从煤向风的转变时，他憨厚地笑笑，“这不就是大风刮来的钱嘛！”
华能阜新高山子风电场始建于2007年，是阜新最早建设的风电项目之一。场址范围面积约20平方公里，共有67台风机沿山脊布置，总装机规模达10万千瓦。张师傅是在这座风电场工作的20多名员工之一。与他这个临时工不同的是，负责风电场运维的值班员们都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是风电行业在阜新所创造的就业中的一部分，也代表了新世纪以来这座城市的一个显著的转变。转型后的阜新市进入了风电时代。到2016年底，全市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已达189万千瓦，占整个辽宁省的近30%。阜新的决策层在焦急地“等风”、积极地“借风”，以代替煤炭，做为新的能源和经济引擎。据《中国能源报》报道，新能源行业已经为阜新提供工作岗位5500多个。仅华能一家风电企业在阜新的纳税额就接近2亿元，这还是在风电项目仍处于税收减免期的情况下。
除了风力发电企业之外，处于风电产业链上游的装备制造业也在阜新找到了立足点。
随着风电的壮大，位于阜新市新邱区的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火电、风电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之一，也是行业三家上市公司之一，在全国多地建有生产基地，仅阜新一地就有超过500名员工。
以火电装备制造起家的大金重工在2008年曾因制造完成华能集团的67万千瓦锅炉重型钢结构设备，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单台结构最重、形体最大、体系最复杂）。而如今，企业却在风力发电的塔筒立柱制造上发力，于近年扩建了4条风电塔筒生产线
截至2015年底，阜新市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到201亿元。其中，整机85亿元，配套部件90亿元，风电服务15亿元，材料11亿元。
一位阜新风电装备制造业的业内人士认为，除了焊接之外，风电装备厂的技术要求其实并没有很高，经过简单的职业培训，大多数矿工也是可以上手的。
“15年回头看，我们的路径是正确的。”阜新市发改委主任陈志宏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采访时表示，这些替代产业虽然个头还小，但成长的步子已经迈开。在他眼里，这些接续替代产业依托的是自己城市新的资源，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这位发改委主任给出了阜新经济转型的一组数据：和2001年相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0多元增加至22000多元，煤电占比从49.8%下降至16.9%，装备制造业占比从4.8%上升到23%
“转型最大成效是把人的状态从谷底带了出来，增强了阜新人的发展信心。”陈志宏说。
2016年，在全国煤炭行业“去产能”的背景下，转岗分流的压力在阜新再次集中出现。面对再次密集起来的煤矿职工转岗压力，新兴的风电行业是否有容量吸纳足够多的再就业？风电场的运维本身不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在中国电力需求放缓的大背景下，与风电新增装机密切挂钩的装备制造业又能否保持增长势头？这不仅是阜新要回答的问题，也将是中国要回答的问题。
5月7日，离开阜新那天，“风”又来了，塔山上的风电塔转得呼呼响。下午4点，雨，终于下了……。虽然是零星小雨，我想，那个在风电塔下守望了一个多月的农民陈芳应该可以播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