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近日发表在环境科学期刊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上的研究显示,中国有机会把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更加合理的水平,并在2023年附近实现碳排放达峰。
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国能否尽快使碳排放达峰至关重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中国排放达峰越接近2020年,全球在2020年碳排放达峰的可能性越高。
2020年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气候行动的关键时间点,如果无法在2020年使碳排放达峰,人类将面临海平面加速上升,极端天气事件恶化等灾难性后果。
不过,关于中国碳排放何时达峰,不同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2016年一份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和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中心的研究认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早在2014年已经见顶。
另一份2011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则认为中国将于2025到2030年之间实现碳排放达峰。
达标无虞
由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与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刘琪林合作完成的这份研究将关注点置于中国的能源消费。
全球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占77%,而二氧化碳90%以上来自能源消费,因此能源消费的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2015年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争取在2030年之前使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袁家海告诉中外对话,在2006到2010年,以及2011到2015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分别下降了20%和21.8%。根据中国发改委于2017年4月公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CERS 2016)和中国目前的表现,他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可比2005年水平下降65%到67%,超过官方气候承诺的水平。
不过,在这一情境下,2020到203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仍约为0.9%,在2030年达到113.1亿吨。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有可能在2030年达峰,但基本不可能提前。
“按照能源革命战略的发展规划,不管是2020年还是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关键指标均能顺利完成,但作为努力的目标,挑战性是不足够的,”袁家海表示,这一气候承诺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袁家海在论文中还提到,按照能源革命战略,中国煤炭消费直到2030年还在缓慢增长。然而,2013-2016年间中国煤炭实际消费量(按标准煤口径)已经下降了10.9%。煤炭消费前景的不确定将极大影响中国的实际减排表现。
更进一步
袁家海认为中国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压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实现更加有雄心的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使碳排放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附近,并显著降低峰值。
论文将这一更有雄心的能源消费路径称为高能效情境(ambitious energy efficiency scenario),并认为在此情境下,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碳强度下降幅度将达到71%,而能源消费碳排放到2030年将仅为99.9亿吨,比能源革命战略情境下要低多达12%。
此外,高能效情境下,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在2020到2025年间就基本停止增长,最早可于2023年左右达峰并进入平台期。
“按照能源革命战略2030提出的目标,在能源使用上中国只能做到沿着发达国家业已实现的道路前进,而强化节能则使中国可超越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成为新的全球能效领袖,”袁表示。
对于在正在进行的波恩气候峰会,他认为,中国更加有雄心的承诺“至关重要”。
能源革命战略情境下中国碳排放的轨迹(2000-2030)。袁家海、刘琪林根据中国官方能源文件预测。
高能效情境下中国碳排放的轨迹(2000-2030)。袁家海、刘琪林根据中国官方能源文件预测。
袁告诉中外对话,能帮助中国实现这一更高目标的因素包括:第二产业由高能耗向高附加值新兴产业转型,以及国民经济由投资、出口和高能耗制造业驱动向由消费、服务和第三产业驱动转变。这些因素都对能源消费、能源强度有影响。
中国也需要对新建建筑实施最严格的能效标准,并且继续压减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
此外,研究还特别指出,中国不应过度追求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扩张,而应该花更多精力在压控能源消费总量上,从而以较小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实现碳强度的下降,并减轻电网消纳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