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承诺，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为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超过4万亿美元的投资，填补全球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缺口。但是，如今这个倡议的可信度却遭遇了危机，因为中国似乎并没有兑现其对绿色和低碳基础设施的承诺。
世界资源研究所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提供的1450亿美元的贷款中，有大约75%都流向了化石燃料项目，其中包括100亿美元的燃煤火力发电厂。此外，报告还概述了为什么几乎所有化石燃料电厂的投资都是来自国有企业。相比之下，中国私营企业的投资专注于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因而环境足迹相对较小。
下文所列举的例子很多来自东南亚大陆地区。我通过观察这一地区发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和老挝的能源领域累计投资规模达到了8300万千瓦，其中包括800万千瓦的煤电项目和分布于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137个总计6500万千瓦的水电大坝项目。
确凿证据显示，煤电对气候和当地空气质量都是有害的。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证明，过度开发湄公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电资源将对当地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会让东南亚地区1亿多人口的日常生计和经济基础都陷入了危险之中。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此类项目建设。类似缅甸克钦邦的密松大坝或者掸邦的塔桑大坝这样的项目有可能增加当地部分生态脆弱地区陷入冲突的风险。
中国国内的太阳能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健全
康奈尔大学阿特金森可持续发展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泰勒·哈伦表示，许多中国企业对老挝和缅甸等国的太阳能与风能投资并不感兴趣。他认为，缺少稳定的国家政策框架，可再生能源电力上网困难，以及电力长期采购的相关风险等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他表示：“水电还将继续成为电力规划的重心所在，一是受到中国国有水电企业的影响，二是因为水电作为一种可靠的基载电力，可以用来出口换汇。”
但是，现有的煤电和水电投资可能会影响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部分甚至完全抵消中国国内的减排努力，因为不过是将排放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而已。
太阳能产业的佼佼者
如今，中国国内的太阳能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健全，完全能够胜任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可持续能源过渡技术的重任。过去十年，中国发展迅速，已经走到了全球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前列，太阳能电站和分布式发电量突破1.65亿千瓦。
目前，中国电力资源中仍有60%来自煤炭火电，不过太阳能电力资源的竞争力正逐渐增强。2018年12月，青海的一座50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站开始以0.316元/千瓦时（约合5美分/千瓦时）的价格对外售电，首次在价格上击败了煤电基准电价。
中国已经超额50%完成了2020年的太阳能目标。这样的大规模扩张主要得益于过去十年创新灵活的政策指导、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补贴、成功的研发计划以及大幅削减碳排放的政府共识。
中国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投资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如此宝贵的资源应该尽快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帮助其完成迫在眉睫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世界资源研究所（简称WRI）的报告发现，31个“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要想完成各自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诺，大约需要2350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特色的“太阳能外交”
中国的太阳能外交能给这些国家带来远比资金支持多得多的好处。太阳能在泰国和越南非常具有商业竞争力，但能源部门官员和公共事业运营机构却经常抱怨，说很难在国家电网系统中管理这种间歇性能源。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一直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最终却发现资源部署很快就超越了原本规划的目标。例如，泰国曾经计划到2036年实现6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目标，而2015年，这个目标就已经完成了50%，这时距离目标设立才刚刚几年。而越南规划中的太阳能投资项目装机为2000万千瓦，相当于现有装机的一半左右。然而，由于电网容量和分布限制，当地电网系统只能容纳这其中的很一小部分。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专业知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中国在管理可再生能源扩张所带来的一些棘手问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通常会采取改变补贴结构、减少电力浪费和逐步灵活地调整目标等多种手段。这也说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
2016年，中国国家能源局宣布了一项扶贫计划，承诺为中国最贫困地区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提供财政奖励和技术指导，并允许参与这一计划的家庭将产生的太阳能电力回售给电网公司。该计划预计通过政府补贴，为16个省的200万家庭每年增收3000元（约合420美元）。此外，该计划还将解决和太阳能资源间歇性相关的问题，并推动中国电力产业结构的优化。
如果没有重大干预措施，到2020年，柬埔寨和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覆盖水平仍有可能会停留在50%左右。这些国家也许可以在国际援助下通过屋顶太阳能系统和小微电网实现脱贫减困。这些项目也会为不少中国太阳能企业走出国门创造商机。比如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就通过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在帮扶地区建设了超过100万千瓦的小型太阳能发电厂。
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中国环境论坛负责人詹妮弗·特纳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多多宣传自己的乡村太阳能计划。她指出：“这些项目不仅能为小型社区提供电力，这些小型能源项目的安装与维护还能创造就业。这类扶贫成功经验应该融入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中，尤其应该推广到那些因为大型水坝、港口和道路建设而搬迁的社区。”
中国开发商通常会为因基础设施建设而搬迁的社区建立学校、市场和医疗设施，不过结果却是好坏参半。中国投资建设社区太阳能设施的同时，如果能够为运营和维护提供适当的技术能力培训，那么这或许能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老挝和柬埔寨，与基础设施项目和经济土地特许权相关的拆搬迁是国内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为搬迁人口提供充足的电力可以增加社区青年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并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此外，这样做还有助于缩小“一带一路”国家城乡生活差距。
责任与干涉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建立一个市场竞争环境，让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煤电实现公平交易，不仅需要创新的政治领导力，同样还需要在国家输配电系统的软（管理）、硬件（物理基础设施）上投入大笔资金。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主要集中在发电、高速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实物资产领域，这是既是应项目所在国的要求，同时也是消纳其国内过剩产能难度最低的融资方式。鉴于中国不愿意干涉别国事务，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可能也不愿意过多参与别国电力部门的改革规划过程，或者分享太阳能和风能产业转型相关的政策激励良方。
2018年10月发布的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报告指出，需要拿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调动国内人力物力时的规模和速度，通过技术转型，防止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东南亚大陆的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将这些国家的未来绑定在碳密集型产业无疑会让这些国家未来更加脆弱。鉴于这种紧迫性，中国应该承担责任，减少境外碳密集产业带来的结果，并增强这个世界上最脆弱地区的气候弹性。
真正的双赢之策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太阳能外交计划将向世界证明中国打造生态文明的决心。到目前为止，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优先考虑的要么是那些有重大煤炭扩张计划的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拥有自由流淌、资源条件优异的河流。中国的太阳能外交可以加速太阳能发电的扩张，为搭建融风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形式间歇性能源为一体的前瞻性电力系统创造条件。
如今，全球碳排放量再度上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中国能够有效落实太阳能外交，将极大地提升和巩固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并且有可能会刺激其他参与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一个良性竞争，共同为了1.5摄氏度的温升目标而努力。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也可能会在这些项目上积极与中国进行合作，一起履行之前的承诺，寻找与中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共同为项目提供融资的方式。此举将提升全球对“一带一路”作为可持续发展力量的信心，并有助于中国兑现成为负责任全球大国的承诺。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