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洞里萨湖洪泛平原的水一如往常地汇入湄公河中。与此同时，傍河而生的柬埔寨渔民却发现，渔获量只有前几年的10%到20%，生活前景惨淡。人们将这种生态系统的恶化归咎于上游的众多水电水利工程。
夏季，高涨的湄公河水经过洞里萨河倒灌入洞里萨湖，导致湖水面积扩大到枯水期的5倍，造就了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湖泊，也为全球最具生产力的淡水渔业创造了环境。
2019年，受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现象、湄公河及其支流流域大坝的共同影响，洞里萨河在8月才开始回流，而不是往年的6月，持续时间也从平常的5到6个月缩减到了短短的6周。河水补给锐减导致洞里萨湖水位降低，而低浅的水位，温暖缺氧的水体对渔业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
今年3月，柬埔寨发布声明称，要在未来10年停止新建大坝项目，保护洞里萨湖等下游地区。但事实上，洞里萨湖渔业问题的源头却是远在湄公河上游的水电水利工程及其控制管理水流的方式。
千疮百孔的洞里萨湖
“湿地工作”（Wetlands Work）是一家提供可持续水处理解决方案的机构。用该机构的泰伯尔•汉德（Taber Hand）的话来说就是，洞里萨湖的生态好似遭受了“千刀万剐”。先是上世纪90年代不可持续的渔业捕捞，随后，为了满足旱季的灌溉需求，27个通湖支流中的大部分都被大坝截流。
1986年，在洞里萨湖以北1300多公里处，中国在澜沧江上（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河段）修建了漫湾水电站。随后的几十年间，澜沧江上又建设了11座大型水电站。这些水电水利工程的一个影响是河水中沉积物含量减少了一多半，而沉积泥沙对下游生态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系列工程中，最北端的是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乌弄龙水电站。这座电站2019年完工，总装机容量990兆瓦。而南端的则是紧邻西双版纳茂密雨林的景洪水电站。而在靠近泰国边境的橄榄坝和勐松还有酝酿中的大坝项目。
澜沧江上的景洪水电站。图片来源：Alamy
今年4月，水资源监测机构“地球之眼”（Eyes on Earth）利用卫星图像和河流水位仪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整个湄公河流域遭遇历史性干旱，澜沧江的水资源政策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报告作者之一的艾伦·贝瑟斯特（Alan Basist）告诉《纽约时报》：“卫星数据非常直白，在下游的柬埔寨和泰国面临干旱的情况下，上游的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是充足的。”
报告指出，在2019年干旱期间，湄公河流域达到了百年以来的最低水位，洞里萨河回流时间也出现延迟。与此同时，湄公河上游流域中国境内部分却降雨异常偏多，但是激涨的河水却并没有及时为下游“解渴”。
报告收集了1992年至2019年间的数据，并声明可以通过“湿度指数”来模拟湄公河干流水电站相互合作时湄公河的自然流量条件。湄公河上水电站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河水的流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预。但是，目前湄公河上下游国家之间的治理机制并没有提供相关、及时的解决方案。
即使可以模拟湄公河的自然流动条件，也无法解决沉积泥沙减少和鱼类迁移方式变化这些对洞里萨湖等地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季风季缩短，旱季变长，洞里萨湖的生态系统（包括湄公河巨型鲶鱼、及以小鱼为生的斑嘴鹈鹕在内的物种）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老挝和柬埔寨也热衷于利用水电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尤其是柬埔寨，其水电发电量占其国内发电量的48%，但在2019年却出现了大规模停电。老-柬边境附近的东萨宏水电站是离洞里萨湖最近的湄公河干流水电站，由老挝方面委托中水电修建，2020年初开始发电。
泰伯尔•汉德（Taber Hand）表示：“目前的局面并不能完全推到中国头上。中国只对云南境内的大坝拥有控制权，但湄公河下游的项目，中方可能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拯救洞里萨湖渔业还有什么办法时，汉德回答道：“不论老挝东萨宏水电站的所有方或控制方是谁，都只有将其移除这一个办法。”
缺乏沟通协调
湄公河委员会（MRC）成员包括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与越南。这个组织理应成为下游国家（包括洞里萨湖等地区的可持续渔业）的一个水资源协调管制机制。然而，它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对1995年其成立以来建成的一座座大坝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当被问及“地球之眼”的这份报告时，湄公河委员会告诉《高棉时报》：“中国会在汛期提供水位和降雨数据。但上游那么多水电站，只提供两个水电站的数据显然不够。”该组织还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就干旱缓解措施和信息共享加强合作，并表示“湄公河委员会希望中国提供更多水电站以及旱季的水文数据。”
中国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中国对湄公河下游国家发展计划的回应，该组织于2016年举行了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并受到了湄公河委员会的欢迎。在2019年12月的干旱期间，湄公河委员会和澜-湄合作机制签署了一份数据信息共享及全流域监测备忘录。
柬埔寨前能源部长布•索第拉（Pou Sothirak）表示：“湄公河委员会是一个没有强制力的机制，关于是否在湄公河干流上修建大坝这个问题，它无法迫使政策制定者达成一致。它没有约束力，只能产生同侪压力，是一个完全自愿的组织。澜-湄合作机制则是中国的一种新型外交，不论你是否喜欢，它都会按照既定步调发生。”
澜-湄合作机制已经表现出减少水电大坝建设数量的姿态，但是建坝用于防洪的想法仍很普遍。对于像洞里萨湖这样完全依靠洪水脉冲的区域来说，防洪大坝对生态的影响反而更大。
在洞里萨湖收集水葫芦的妇女。图片来源：Alamy
接近临界点
《湄公河最后的岁月》一书的作者、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re）的艾博（Brian Eyler）说道：“没人清楚洞里萨湖是否已经达到了生态极限，或者这个转折点会在何时出现。我们都知道快来了，但最让我担心的是，它可能就出现在这里和当下。”
洞里萨湖面临的问题也不仅限于湄公河干流上的大坝。像南欧江这样的支流会随着水位上升带来大量的泥沙沉积物，但是这些支流上的建坝速度非常快，而且缺乏生态考量。
老挝的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共有7座大坝，3座已经投入运营，剩余4座预计2020年完工。艾博介绍说，这些大坝都缺乏有效的鱼类或沉积物输运设计。
艾博说： “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的几个大坝在生态影响减缓机制上的问题突出，没有预留鱼类洄游通道，闸门也没有考虑排淤的问题。”
南欧一号水电站是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湄公河支流流域建设的7座梯级水电站工程的最后一座。图片来源：通卡/中外对话
南欧江流经老挝北部地区，然后裹挟着丰富的沉积物在琅勃拉邦汇入湄公河。然而，琅勃拉邦也计划修建一座大坝。 到2020年底完工时，整个梯级水电站项目总发电量将达到1272兆瓦，占老挝全国用电总量的42% 。
艾博说：“我问我拜访的中国水电工程师，为什么这些大坝没有采用生态影响缓解措施？他的回答是因为老挝政府委托方从未要求过。”
今年投入运营的沙耶武里（Xayaburi）大坝是泰国自主建设和拥有的较为先进的水坝之一。即便如此，这座大坝仍不符合湄公河流域的生态多样性要求。大坝虽然配建了鱼梯和防淤闸，但都是参照欧美地区河流标准建设的，无法应对湄公河每小时30多吨鱼类通过量这样的生物多样性要求。防淤闸要想产生效果，就必须降低大坝的库容和效率，但是开发商不太可能会同意这么做。
桔井省的松博大坝是最受关注的几座有可能成为洞里萨湖“终结者”的大坝之一。现在这座大坝要停工至2030年。艾博表示，即使按照沙耶武里大坝的低环境标准对松博大坝进行改造，成本也极其高昂。
艾博说：“最近12个月，这条河流更多地表现出了此前预计的生态临界点的症状。有人认为，目前的大坝数量可能会导致洞里萨湖失去季节性扩张。柬埔寨和老挝采砂业挖沙也会产生影响。”
居民在暹粒附近的Sot Nikum村取水。 在近期的极端干旱天气下，居民依靠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水或从水商那里购买的水。图片来源：Alamy
2020年刚刚开始，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就已经显现。往年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四月份才进入旱季，但今年这三个国家共有大约20个省份提前3个月就宣布进入干旱紧急情况。虽然上游较小的泄洪大坝可以缓解干旱，但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对四面楚歌的洞里萨湖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
艾博说：“洞里萨湖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多少工程师曾夸下海口，都无法做到与之匹敌。在湄公河上筑坝防洪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特别是现在湄公河还在免费发挥这项功能。”
支持替代措施
短期内鱼类是不会回来了，这是洞里萨湖的居民需要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这些傍湖而生的居民大多没有国籍。柬埔寨渔业行动联盟小组的森龙•尤（Senglong Youk）认为，这些人们需要得到帮助，特别是在实现收入结构多样化方面，比如从事生态旅游、手工艺品和水产养殖等行业。
森龙•尤说道：“如果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不能进行适当干预，到2040年，洞里萨湖就会变成一个足球场。”他还补充道，可以在渔业技术、水面巡逻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等方面通过补贴为洞里萨湖低迷的经济提供短期帮助。
洞里萨湖流域居住着300万居民。他们以打鱼和种植稻谷为生。洞里萨湖的渔业年产值高达20亿美元，同时季节性洪水还能给稻田带来丰富的养分。如果没有了季节性洪水的冲积，洞里萨湖的地方经济就失去了它的根基。2019年的研究显示，生计单一的当地居民收入下滑了18%。
没有了季节性洪水，依靠洞里萨湖渔业的人们将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图片来源：Alamy
即使云南的大坝经过改造能够释放所需的水量和沉积物，洞里萨湖的洪水脉冲仍有70%来自老挝流域。
2019年，洞里萨湖上游的湄公河河水开始变蓝，并且干涸成一个个水洼。这是旱季即将到来的信号。如果洞里萨湖生态崩溃的那一天到来（也就是洞里萨河不再回流），来自中国的援助也许会成为避免洞里萨湖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权宜之计。过去，中国一直都很乐意为柬埔寨免除债务、提供援助，并且还是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的公路建设或电力生产，但通常不参与东道国对这些部门的规划。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艾博说，中国的太阳能技术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更长远的解决方案。
他说：“‘一带一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更多地支持境外太阳能项目。这些项目的吸引力并不亚于燃煤或水力发电厂。这样一来，未来就可能会有一批中国国有或私人投资者前来参与这些国家的太阳能、风能和沼气发电项目的投资。如果中国能够提供支持……这类投资将会给东南亚带来正面的投资影响，这对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来说，也将大有裨益。”
2月，老挝官员与中国杭州赛芳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产品开发协议，在南俄湖1号大坝水库中建设全球最大的水上光伏项目，预计装机容量1200兆瓦，面积1500公顷。
“绿色‘一带一路’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正视自身海外项目所涉及的河流的真实价值。只有与当地人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才能做到这一点。” 艾博说道。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