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在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了2024年迄今为止电力部门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其中一个突出的数字是，今年上半年共核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4.86亿个，同比增长13倍。
这表明电力部门在脱碳和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绿证核发量如此急剧的增长也给管理带来了挑战：决策者现在必须确保每个绿证都经过严格的核实，能真实反映进入电网的清洁能源。
每个绿证单位对应1000度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自2017年该制度实施以来，已经核发绿证7.07亿个。2024年上半年绿证核发量超过了过去6年半的总和。
绿证机制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可以通过出售绿证来弥补收益，同时让消费者能够实现自己的合规或者自愿脱碳目标。在中国，绿证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的唯一凭证。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加，绿证正成为电力市场强大的核算工具。
绿证市场的价格发现
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侯安德（Anders Hove）表示，今年绿证核发量大幅增长是因为2023年8月国家能源局启动了一项政策，扩大了绿证核发的适用企业范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海上风电和生物质发电公司可以和2017年便被纳入该机制的大型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企业一样，进行绿证交易。
除核发量增长外，今年上半年绿证交易也急剧增长，但增速有所不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五个月绿电交易量达到18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7%。
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中国电力市场研究管理顾问莎朗·冯（Sharon Feng）将绿电需求的不断增长归因于中国公司面临的来自国际社会的脱碳压力，以及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内可再生能源消费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国际公司要求其在中国的业务和供应链购买绿色电力，从而实现自身的净零目标。”冯解释说。
随着绿色能源项目被迫进行市场交易，太阳能项目的经济性可能会被大大削弱，其绿色属性或许就是其唯一的价值。余德伟，能源咨询公司琅韬集团高级经理
价格低也是绿证销售增长的一个原因。今年上半年核发绿证4.86亿个，交易绿证1.87亿个，由此可见供大于求。这种不平衡导致绿证价格下降：由2023年上半年的30-50元降至 2024年7月的1-10元。
2023年8月出台的政策也起到了降低绿证价格的作用。在此之前，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出售绿证需要放弃中央政府的补贴，这导致享受补贴的发电企业不愿意以低于补贴的价格出售证书。侯安德认为，“2023年8月之前，绿证的价格非正式地与补贴价格挂钩。对这种联系的调整导致绿证价格出现波动，结果是绿证价格走低。”仍在接受补贴的发电企业大量出售绿证，这成了他们新的收入来源。
这是市场价格发现过程的一部分，反映了流动性的增长。例如，五一劳动节期间，由于工厂放假、电力需求大幅下降，绿证价格跌破1元。由于午间电力过剩，一些地区的现货电价变为负值。
负电价对发电企业而言是一大挑战，但也是正在进行的市场改革的预期结果。随着国家逐步放开电力行业，负电价在现货市场上可能会屡见不鲜。2022年，国家能源局宣布，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将不再以固定价格出售给公用事业公司，而是必须全面实现市场化。这一趋势迫使发电企业即使在电力价格随着可再生能源供应增加而下降的情况下，也要想方设法保持盈利。
能源咨询公司琅韬集团（The Lantau Group）高级经理余德伟（David Fishman）说：“发电企业需要看到获利途径，才有动力去建设项目。随着绿电项目被迫进入市场交易，太阳能项目的经济性可能会被大大削弱，其绿色属性或许就是它唯一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证有助于稳定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的收入来源。
管理挑战
虽然绿证是市场驱动型电力行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核发量的快速增长也给管理带来了挑战。在7月召开的会议上，国家能源局通报了错误或重复申请绿证等问题，这反映了随着市场增长，监管难度也增大了。
财新网报道称，国际上对绿证的认可度仍有限，部分原因是担心重复计算。自2012年起，中国企业便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或者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项目获得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信用额度，从而抵消排放。这种重叠意味着同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同时获得CCER和绿证。因此，CCER在2017年被暂停，并在同年开始发行绿证。不过，今年一月中国重新启动了CCER机制。
但重复计算的风险依然存在。例如，海上风电项目可以同时获得绿证和CCER。这样一来，一个单位的清洁电力就可能同时获得两种额度。今年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明确表示，已经核发CCER的海上风电项目不具备绿证核准资格，反之亦然。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海上风电项目存在重复计算，但担忧依然存在。
余德伟解释说：“由于之前的声誉问题，人们担心一个项目同时获得绿证和CCER。虽然故意重复计算的公司很少，但更大的问题在于监管机构尚未出台明确的政策来防止重复计算。”
一方面需要刺激绿证市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严格的审查程序，决策者必须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绿证的主要买家中有很多都是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任何影响绿证合法性的丑闻都可能损害他们的可持续性主张。
下一步举措是什么？
绿证政策除了要保护自身的可信度之外，另一个目标似乎就是要更大地发挥其对电网灵活性的支持作用。7月的一份通知宣布，抽水蓄能项目现在有资格获得并参与绿证交易。抽水蓄能是指把水抽到更高的地方来储存多余的可再生能源，并在需要时通过放水进行发电。
这标志着储能项目首次获准核发绿证，打破了国际惯例。在中国，绿证只能交易一次，也就是说，购买绿色电力的独立储能项目出售储存的电力时不能转售绿证。
侯安德说：“限制二次交易这一点不太可能会改变。二次交易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
然而，抽水蓄能项目通常和水力发电项目结合在一起，所以同一实体往往既蓄能、又发电。这意味着蓄能时无需转移绿证。这样一来，绿证就可以与储存电力一起出售。
与更为成熟的美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renewable electricity certificate）市场或者欧洲的来源担保证书（Guarantees of Origin scheme）不同，中国的绿证系统还很年轻。由于交易量最近才开始增长，决策者如今正在努力应对快速增长带来的挑战，那就是要在加强绿证核验和优先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以核发新的绿证之间取得平衡。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