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菲律宾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允许外国100%持股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修法之前，菲律宾2021年-2022年的清洁能源投资增幅高达41%。在最具可再生能源投资吸引力的新兴经济体排名中，菲律宾位列第四。
尽管进展可喜，煤炭仍在菲律宾能源行业中占主导地位。2022年，可再生能源仅占能源结构的29.3%，而菲律宾能源计划的目标是到204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5%。
能源部副部长罗威娜·克里斯蒂娜·格瓦拉（Rowena Cristina Guevara）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至关重要”。她告诉对话地球，“它提供了额外的资金、专业知识和对菲律宾来说相对较新的技术，如海上风电的发展”。格瓦拉指出，主要的成功项目包括27个风能项目（总潜在容量8.9吉瓦），5个太阳能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75兆瓦），以及一个已经投运的3兆瓦太阳能项目。
虽然政府继续用激励措施来吸引外国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气候活动人士和权利组织表示担心能源和利润的分配会不公平。
菲律宾人能从外国投资中受益吗？
外资激增让人不禁要问，资本的涌入会给普通菲律宾人带来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方面。尽管政府鼓励外国投资，但却很少谈及这些好处将如何惠及消费者的问题。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菲律宾能源部推出了各种财政激励措施，包括所得税免税期、免税进口和零增值税。此外，菲律宾还采取了非财政举措，如可再生能源（RE）组合标准，要求能源供应商提供的电力要有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以及旨在提高可再生能源装机的绿色能源拍卖计划。格瓦拉表示，这些举措在2022年创造了36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是来自荷兰、新加坡和丹麦的公司。
对外国主导地位的担忧
然而，一些知名人士对外资完全拥有能源项目表示担忧。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Antonio Carpio）认为，允许外国公司在没有任何形式互惠的情况下完全控制关键部门，会使菲律宾人处于不利地位。他建议像《公共服务法》规定的那样，在合同中加入互惠条款，以确保菲律宾公司在投资国获得类似的权利。“这对菲律宾人和外国投资者都是公平和公正的。”他告诉《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Philippine Daily Enquirer）。
卡皮奥的观点与菲律宾民族主义团体的长期担忧相呼应，他们担心不对外国所有权设限，特别是在能源等战略领域，可能会侵蚀国家主权，使菲律宾容易受到外部影响。
外国对当地产业的影响
关于外国所有权的争论也与菲律宾和中国等主要投资国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2023年，9家中国能源公司承诺为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140亿美元，但此后再没有下文。
立法者一直在推动修改菲律宾宪法，以增加外国投资。根据现行宪法，内资和外资的所有权分配比例至少为60%：40%，内资占主导。然而，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却可以利用一些具体的法规来绕过这一限制。人们由此对是否有必要改革宪法提出了质疑。
菲律宾进步团体组织活动，抗议对外国投资放宽限制，称国家发展的道路“不是通过宪法改革，而是通过真正的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格瓦拉试图缓解在外国投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对菲律宾失去本国工业掌控权的担忧，称政府“在坚定地保护国家领土的同时，优先吸引和扩大外国投资”。她指出，中国“是本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总投资额为1.374万亿菲律宾比索（240亿美元）”。但格瓦拉淡化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称中国实体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项目的共同投资者，并不拥有全部所有权。
非政府组织气候与可持续城市研究所（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ustainable Cities，简称ICSC）能源转型顾问阿尔贝托·达卢松（Alberto Dalusung III）承认，中国的技术，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物美价廉。然而，他说，由于依赖煤炭，菲律宾的能源安全仍面临着挑战，并以燃煤电厂频繁被迫停电为证。他解释说：“这些工厂的设计是连续运行的，但负荷频繁地忽高忽低会给设备带来压力，导致故障和停机。”
ICSC的数据显示，2024年5月份，电网在31天中有21天经历了红色或黄色警报。红色警报表示电力供应无法满足需求，而黄色警报则表示运行裕度达不到电网要求。
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挑战
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和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达卢松指出，申请地方政府许可证往往会导致项目延误，一些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也因电网限制而弃电，实际发电量只有装机的一半。他解释道：“例如，一座10兆瓦的发电厂可能只允许输送5兆瓦的电力，因为电网无法处理更多的电力。”
另一个问题是融资，特别是那些远距离接入电网的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更是难上加难。他补充说，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的多变性也对电网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岛屿电网目前并不具备此种能力。
格瓦拉承认存在这些瓶颈，也认为规模较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难以获得融资，因为金融机构将它们视为高风险投资。她建议，“可以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如担保，来提高对项目的信心，并增加融资方案完成的可能性。”然而，银行业难以评估此类项目的可行性，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获得融资的复杂度。
尽管政策发生了转变，但外国投资尚未解决阻碍转型的系统性问题。菲律宾研究机构伊本基金会（Ibon Foundation）对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的方案表示怀疑。它强调，如今菲律宾的外资比几个亚洲制造业大国在各自经济腾飞时期的外资还多，这表明“大量的外资既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意味着，虽然外资所有权可能会带来资本，但它并不能自动解决阻碍该国能源转型的监管障碍。
能源部正试图通过《能源虚拟一站式服务法案》（Energy Virtual One-Stop Shop，简称EVOSS Act）等举措，该法案旨在集中和简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申请流程。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改革是否足以解决现有的瓶颈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前景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人们对可再生能源改变菲律宾能源格局的潜力持乐观态度。达卢松认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不仅会降低电力成本，还会增强能源安全。他说：“我们将不再依赖不稳定的进口供应。”他指出，马尼拉和达沃等城市的煤电价格为6-8菲律宾比索 [0.10-0.14美元] /千瓦时，而上次绿色能源拍卖的太阳能价格为4.40菲律宾比索[0.07美元]/ 千瓦小时。
菲律宾气候行动青年倡导者组织（Youth Advocates for Climate Action Philippines）国家协调员阿拉布·米拉索尔·阿约罗（Alab Mirasol Ayroso）等活动家认为，公正能源转型（Just Energy Transition）必须包括边缘群体。她说：“要实现这种转型，必须让社区参与对话。”阿约罗强调，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困和能源获取问题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同时还要与气候变化明确地联系起来。
阿约罗还对外国所有权表示关切，认为这往往会对当地产业和项目决定产生不应有的影响。她说：“我们看到，之前杜特尔特与中国关系密切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马科斯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她警告说，外国利益可能会主导未来项目的决策。
这位气候活动家呼吁，更加努力地确保不仅仅是大公司、而是所有菲律宾人都能从能源转型中受益。“公正能源转型意味着获得基本的公用事业服务，如给风扇、电灯供电，以及家庭上网。我们生存和生活所需的所有各种东西。”她说道，“可再生能源应该能够解决菲律宾人用电难、用电贵的问题。”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