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美国宣布退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JETP），这使得中国很可能成为印尼加速实现其可再生能源目标过程中最强有力的融资伙伴。然而，中国国内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对话地球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让中国在全球气候融资中的立场显得暧昧不清。
“与德国一样，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潜力。”专注亚洲能源融资的智库组织“能源转型研究院”（Energy Shift Institute）常务董事普特拉·阿迪古纳（Putra Adhiguna）告诉对话地球。但他指出，这一潜力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例如中国拒绝被归类为“发达国家”，以避免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承诺的每年向新兴市场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责任。该年度资金目标于2009年COP15确立，旨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减排。
阿迪古纳认为，这让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一方面希望借助外交影响力引领可再生能源发展，另一方面却不愿在资金上全力投入。他说，中国的太阳能板和电池等清洁技术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但东盟等市场的吸收能力有限，因此中国正在谨慎地将供应链拓展到更多国家。“不过，中国的商业融资预计还会继续下去。”他补充道。
印尼设定的目标是到2034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至35%。今年5月，印尼发布新版《电力供应业务规划》（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简称RUPTL），再次强调了这个目标，并明确了实现该目标的具体路径。那么，来自中国的融资是否仍是关键？
中国资金主导印尼
过去两年，印尼与中国达成了总额226亿美元的绿色合作协议。
2023年，“印尼-中国商务论坛”（Indonesia-China Business Forum）期间，双方签订了11项协议，总值126亿美元。次年同一论坛上又达成了总额1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涵盖电动车、锂电池、光伏组件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等。普拉博沃·苏比延多总统（President Prabowo Subianto）就职后，印尼还与中国签署了两份绿色矿产合作备忘录。
雅加达智库“基本服务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for Essential Services Reform，IESR）金融经济分析师普特拉·马斯万（Putra Maswan）表示，印尼希望中国成为其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电）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印尼是电动汽车和新兴能源转型的潜在市场，而中国则掌握着适合我们的技术。” 他补充说。
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统计，自2013 年以来，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的双边贷款，平均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项目提供近 40 亿美元资金，到 2021 年累计投入超过 340 亿美元。
“零碳分析”（Zero Carbon Analytics）2025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至2023年间，中国是东南亚公共清洁能源投资的最大来源国，提供了超过 27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印尼获得的投资占比最大，几乎达到一半。报告还指出，2024 年印尼获得的“一带一路”清洁能源融资额达4.046 亿美元，位居第二。
“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是一项旨在推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即经由中亚、中东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系列陆上路线；“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经由东非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与地中海连接起来的海上线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公路、港口、电厂、工厂等众多项目。
AidData 与 Foreign Policy Talks于2025年6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政策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在印尼投资总额已达 450 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业、建筑、交通、通信等领域、共4.37 万个基建项目。报告发现，仅 2024 年一年，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总额就达到 81 亿美元，涉及21464个项目。
不过，阿迪古纳提醒，中国海外融资规模自2016年以来持续下降，且中国政府的公共资金至今尚未真正进入印尼可再生能源领域。目前商业或者能源转型活动中，已经鲜少见到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身影。 “似乎有所动作的项目，其资金都 [直接]来自私营部门，因为私营部门融资、可再生能源投资、电网建设等还会继续下去。”他补充说。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转型
在阿迪古纳看来，中国进入印尼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其角色正从“煤电项目的主要融资方”逐渐转向为“海外绿色发展推动者”。这与习近平主席“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承诺相符。
马斯万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日益绿色化，重心也转向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小型项目。他指出，印尼与中国的合作长期集中在化石燃料，但未来面向东盟的资金将更多地流向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
阿迪古纳表示，目前中国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仍集中于几个大型水电项目。例如，今年1月落成的西爪哇省双木丹县110兆瓦加蒂格迪水电项目，就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
相对地，中国似乎已经放弃了北加里曼丹省装机容量9吉瓦的卡扬水电站。2019年，中国电建与中亚资本曾承诺投资约270亿美元开发这一项目，但随后中国电建以新冠疫情导致出行受限为由退出。今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签署意向书，宣布支持卡扬项目。
“我们期待中国能拿出更多实质性承诺，毕竟它是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阿迪古纳说。他同时指出，制约印尼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他批评PLN在可再生能源招标与采购中缺乏透明度，“虽然PLN的最新规划值得肯定，但投资者看重的是短期效果，因此采购时间表的清晰度至关重要。一旦时间表模糊，投资者就会退出这个市场，转向他处。”
此外，今年2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布评论指出，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仍有很大比例集中在化石燃料领域。中方支持的煤炭基础设施对于印尼工业运营至关重要，逐步淘汰它们并非易事。
印尼能源转型的关键参与者
印尼承诺未来十年新增71吉瓦太阳能、水电与地热装机容量。为实现《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印尼需要在2024至2033年间筹措约80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建设。去年11月，PLN财务总监透露，印尼输配电网还需要再投入300亿美元。
“印尼气候政策倡议”（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Indonesia，简称CPI）副主任蒂扎·马菲拉（Tiza Mafira）表示，印尼能源转型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尤其是在当前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尚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情况下。这些项目之所以缺少商业可行性，原因之一就是配套法规迟迟不到位。
马菲拉说：“现行法规还不够完善，使得私人资本不敢进入。我们必须先用公共资金激活市场。如果资金运用得当，比如通过混合融资机制或担保等方式，就能吸引原本没有兴趣的私人投资者。因此需要依靠优惠贷款，同时引入私人资本。”
她强调，印尼“必然要让中国成为重要参与者”，因为中国不仅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上走在前列，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相关产品供应链。
但马菲拉强调，印尼需要争取的不应只是中国的投资：“我们需要在合理的电价、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投资，以及本土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