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曾被指责阻碍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但这样的情况早已一去不返。十多年后，这个国家正逐渐化身为气候行动的领导者。今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一系列新承诺或许就是明证。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就是承诺之一。
中国作出的这个全球承诺能否经得起考验取决于它能否通过国内政策来落实这个承诺。正是因为如此，2020年上半年中国出现新计划的燃煤装机激增的情况令人倍感担忧，尽管这与“十三五”规划目标其实并不矛盾。煤电站数量增长让中国大幅削减排放所必须克服的这个障碍更加突出，但由于煤炭相关的排放取决于煤炭消费而非煤电产能，因此，单是新增电站数量可能与中国的新承诺并不矛盾。
中国煤电产能过剩问题
据估计中国拟建或在建的煤电装机容量为249.6吉瓦 ，超过了美国（246.2吉瓦）和印度（229吉瓦）的现有煤电装机总量。自今年2月国家能源局放宽了“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系统”后，2020年上半年规划建设的煤电项目产能达到了40.8吉瓦，其中核准建设的达17吉瓦，大大超过了2018和2019年核准新增装机的总和（12吉瓦）。
乍看之下，中国的排放前景并不让人感到乐观，而且似乎与其减排目标背道而驰。然而，中国煤电部门产能过剩是个痼疾。据估计，除了确保稳定电力供应所需的产能之外，中国目前过剩煤电产能达400吉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过剩产能还将导致中国的煤电利用率下降：2019年，火电厂的平均利用率为49%，低于2015年的50%和2011年的60%。那么中国一半的煤电企业都在亏损也就不足为奇了。
消费与产能
推动中国煤电增长的并不是需求，而是对政绩的追求。官员的晋升体系仍主要是以GDP论英雄。因此，他们不顾这些项目的长期经济价值有限，甚至有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的事实，通过融资建设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来完成当地的GDP和投资增长目标。而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近年来却一直在努力削减煤炭消费，从而减少空气污染。各省之间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也在于此。
2015至2019年间中国新增了360台燃煤发电机组。一旦它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搁浅资产，金融系统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二氧化碳排放取决于煤炭消费而非发电能力。因此，中国的煤电二氧化碳排放很可能不会随着新增煤电装机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增长。事实上，排放量可能完全不会增长。产能激增可能导致煤电平均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某些运营商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新的燃煤电站可能会取代单位排放量更高、效率更低的老旧电站。
聚焦“十四五”规划
如果我们无法从新建燃煤电站的数量来准确判断煤炭相关的实际排放情况，那么或许可以通过五年规划作出更好的判断。当前“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将煤电装机控制在1100吉瓦之内，而且还针对能源结构中各种非化石燃料的占比分别制定了目标，并为可再生能源部门制定了目标和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2021-2025）目前正在最后的编制阶段，并将在2021年3月举行的两会期间发布。其中将设定更新的目标。“十四五”规划获得两会通过后，各部门和地区将依照其制定各自的规划。例如，国家能源局将在2021年下半年确定本部门的“十四五”规划。
落实行动：中国的“生态文明”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及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这两个目标而言，“十四五”规划从时间跨度上来讲都是关键时期，因此是对中国新承诺的决定性考验。虽然无法通过最近的煤电扩建计划准确地预测出中国未来煤炭消耗会出现增长，但煤炭部门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确实向中国更广泛的气候雄心发出了警示，特别是必须立刻对晋升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才是促使地方官员支持新建燃煤电站的根本原因。
还需要引导信贷流向气候友好型项目，并远离那些碳密集度高和缺乏经济可行性的项目，比如中国许多燃煤电站。例如， 2015至2019年间中国新增了360台燃煤发电机组，仅建设成本至少就达到800亿美元。即便这些电站最终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但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说，这表明这些投资与其他低碳选项失之交臂。更重要的是，一旦它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搁浅资产，金融系统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换句话说，中国政府不仅要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政策，还需确保它们得到严格的落实——即使这意味着要在得失之间进行权衡。从拟建煤电站数量激增就可以看出，某些省份仍用所谓的二分法来看待经济和环境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仍在通过不同渠道同时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标，尽管这并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为了实现新的气候目标，中国必须将口号转化为各级政府明确的政策，这就需要国家做出艰难的能源选择，并承担相应后果。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