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地球工程应由谁管理？

太阳能地球工程或许能够减轻全球变暖在某些方面的影响，但也有可能为世界带来新的地缘政治难题。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领空进行此类实验，那么要遵从哪些规则？如果实验最终导致另一个国家的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应由谁来仲裁？目前没有一个超国家机构能够发挥监督者的作用。

虽然目前提出的大多数太阳能辐射管理技术还不够成熟，但已经在排队开展的一些实验迫切要求各国填补监管空白，来回答谁应该负责监督太阳能地球工程，或者只是确定讨论该问题的渠道和平台。

“对这个议题的规制肯定是不充分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气候政策专家琳达·施耐德（Linda Schneider）称。“由谁对地球工程进行全面管理才最合适，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实验隐忧

太阳能地球工程包括一系列暂时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技术，其原理是把导致地球升温的阳光反射回太空。

最著名的一项提议——平流层气溶胶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就是将硫酸盐粒子注入平流层，从而模仿火山喷发的影响，起到将一部分阳光反射出去的作用。另一项技术——海洋云增白（Marine cloud brightening）则是通过向低空云层喷射更多的云层形成粒子来提高海洋云的反射率。这两项技术的有效性都有待证明。

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制图: James Round / 中外对话

哈佛大学原本计划今年在瑞典使用高空气球进行小规模的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实验。然而就在本周，瑞典航天公司宣布放弃这一实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正在开展一个海洋云增白项目，以更好地了解这项技术是否可用于保护大堡礁（the Great Barrier Reef）。但二者的规模都不大。

批评人士一直警告称，太阳能地球工程可能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称其为充满政治风险的决策。该战略也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的所有影响：例如，过量二氧化碳引起的海洋酸化仍将继续。

对所谓“道德风险”的担忧认为，将注意力放在地球工程上会减少首先通过减排解决气候变化的动力，并将占用本可用于减排的资源。

然后是“部署中止冲击”（termination shock）的风险。例如，利用气球或飞机释放到平流层中的气溶胶只能停留有限的时间，之后就会在重力作用下沉降。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部署突然中止，那么气温将迅速上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杰西·雷诺兹（Jesse Reynolds）称，防止发生部署中止冲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由多个机构管理的多套[地球工程]系统以不同方式同时运行。

圣保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环境物理学教授保罗·阿尔塔索（Paulo Artaxo）称，太阳能地球工程也会影响粮食生产和水分循环。气溶胶粒子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匀，导致区域间受到的太阳辐射不同，从而使全球大气环流发生变化。

这可能导致酸雨和臭氧层受损。海洋云增白等更具区域针对性的措施也可能影响地区天气系统。

地缘政治风险也难以忽视。在没有达成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各国可能对开展地球工程的国家做出过激反应。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决定部署太阳能地球工程，正如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在小说《未来部》（The Ministry of The Future）中描绘印度经历灾难性热浪之后所做的那样。

哪个国际机构堪当重任？

一些专家认为，即便是小规模实验，也应当等到强有力的国际治理机制建立之后再开展，否则应完全禁止。例如，在今年2月，包括萨米族（Saami）组织在内的瑞典团体给哈佛大学平流层可控扰动实验（Stratospheric Controlled Perturbation Experiment， SCoPEx）咨询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了平流层气溶胶注入的“灾难性后果风险”以及项目“在治理和决策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针对以上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瑞典航天局在最近做出了取消今年夏天试飞的计划。

目前人们对发展此类规制体系的关注十分有限。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各国避免部署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太阳能地球工程，并呼吁建立一个透明、民主的全球治理机制。

“关于这一决定的法律地位存在很多争论，但在我们看来，这事实上就是一个暂停令”，施耐德说。

学者们试图填补这一规制空缺。例如，颇具影响力的地球工程国际治理五项原则——“牛津原则”（Oxford Principles）中就包括了公众参与、部署前治理、以及独立影响评估等方面。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及医学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则在上周表示支持美国的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计划，称这一研究应该“旨在提高决策者对气候应对方案的理解”，而“不应该作为未来推进这些干预措施的部署”。

在国际机构缺位的情况下，由谁拥有决策权以及在哪个平台展开谈判等问题都极具挑战性。雷诺兹说，国际规则几乎完全是基于共识的。

最接近超国家机构、并且有可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的组织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但迄今为止它基本上都在回避这一话题，而且也不清楚其职权范围能否足够覆盖这一领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会干扰关于减少并最终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讨论”，雷诺兹说。

瑞士2019年在联合国环境大会（the UN Environment Assembly ，UNEA）上提出的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 Environment Assembly ，UNEP）对太阳能地球工程的方法和证据进行评估，并总体性地提出未来可能的治理框架，但该决议未能获得通过。鉴于联合国环境大会具有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更广泛的环境影响视角，而且地球工程存在许多不一定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因此大会是“一个有用的起点”，施耐德说道，并指出人们对一些技术可能存在的军事化用途感到担忧。还有人敦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编写太阳能地球工程相关的特别报告。

图片来源：Ashley Coope / Alamy

圣保罗大学的阿尔塔索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相关问题也是可行的，但安理会由几个核大国主导，剩下的196个国家将没有发言权。海外发展研究所（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等对安理会或其它国际机构可能进行的“紧急”干预的影响发出了警告，因为它们缺乏作出此类“可能不可逆的全球性决策”的技术专业性、代表性和授权。

施耐德称，也许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太阳能地球工程治理机构，或采用与《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类似的治理机制。

圣保罗大学的阿尔塔索认为，联合国大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机构来分析这一科学问题，并有权授权开展具体的地球工程实验。“第二阶段，如果有些技术经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那就（可以）开始讨论实施”，他说。“当然，现在讨论实施还为时过早。”

雷诺兹认为，如果定的目标太高，比如要建立一个能够禁止在其权限之外进行太阳能地球工程的决策机构，可能会导致美国、中国或印度等大国拒绝签署协议。“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模式，为信息交流、最佳实践的开发、应急响应、以及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提供论坛，则不失为一种‘最优的折中选择’”，他说。

阿尔塔索说，所有与太阳能地球工程相关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在2018年《自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阿尔塔索等人简单陈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和辩论方面被边缘化的情况，而它们往往才是得失最大的国家。“南方国家在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讨论和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正确的”，他们写到。

海外发展研究所2017年的报告强调，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从而评估地球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包括可能产生的意外结果。还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能力，能够测量本国境内受到的影响——这一点在没有大气基线测量的情况下很难做到。

太阳能管理治理倡议（Solar Management Governance Initiative，简称SRMGI）是一个致力于扩大对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的规制的团体，以构建发展中国家评估此类研究的能力为宗旨。该团体一方面通过与地方合作伙伴举行会议扩大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旗下的Decimals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提供资助，从而通过建模了解太阳能地球工程会给他们所在的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

赔偿责任这个重要的问题也有待解决，阿尔塔索补充说道。“例如，假如印度的水分循环彻底被扰乱了，谁来为印度大陆遭受的破坏买单？”有学者建议，因太阳能工程部署而蒙受损失的国家可以利用保险或国际法获得赔偿，但考虑到气候融资领域出现的种种前车之鉴，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赔偿可能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目前，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的治理和潜在部署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实验的开展，以及减排动力的缺乏，这场辩论或将愈演愈烈。

翻译：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