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太行山区涉县王金庄的旱作梯田里，刘玉荣带我们参观了她在家里梯田种的二十种本地的老品种豆类。她对当地品种的豆子品种如数家珍，还打趣地分享起当地和豆子相关的谚语。因气候条件限制，当地没有足够的饲料养殖牲畜，豆类便成为了人们蛋白摄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刘玉荣家自己种了谷子，玉米，蔬菜食用，另外种了花椒药材核桃当经济作物。
在相隔 1600 公里外的云南丽江，金沙江河谷的石头城，当地村民王桂芬也有几块梯田，她种植了数十几种本地作物，包括三个不同品种的本地玉米，蔬菜，果树。按当地的种植传统，她在果树下套种了黄豆和油葵，还在一块小角落里种上了猪草，方便干完活后砍上一筐猪草背回去。
按照现在的保护本地农业生物多样性指引，刘玉荣和王桂芬的做法都堪比教科书。但以上的做法，并非来自于什么明确的政策指导，而是来自于自发的种植传统，或者说，是在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的“生存策略”：通过多样化的种植和养殖，保障一家人的营养摄入和粮食安全。
在中国，山地，丘陵，和高原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70%左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农耕体系养活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尽管山区农业社区地少贫瘠，不是国家粮食的主产区，但其丰富的作物多样性，以及农林牧混作的综合生产系统，为保障山地小农家庭的粮食与生计安全做出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山地为主的国家，可持续性的山地农耕体系构建对其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尤其重要。
养活中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山地农业
无论是刘玉荣所在的太行山区，还是王桂芬所处的石头城，这些山地区域并非如东北等平原地区，可以起到中国“粮仓”作用。由于耕地分散，生态环境复杂立体，这些地区还经常被政策忽略。
在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针对山地农业的会议上，专家学者们也指出，全球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山地民众仍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和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山地农业在改善营养水平与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上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受限于区域位置，山地社区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但这也使得这里的人们更熟悉地本土的气候和自然资源，在不过于依赖外界资源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自己自足的农耕系统。河北王金庄和云南石头城，都属于我国山地农耕社区的典型代表。这种自己自足的农耕体系得益于当地作物的多样性和对气候的适应性，以及配套的田间管理技术。
几百年间，石头城和王金庄的山地先民都从每年的耕作中挑选出颗粒饱满的种子，本地品种由此培育而来，与外来的高产品种相比，它们往往有着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基因特性。为了保障生计，当地农民们还都普遍实行不同作物的套种，不同生产期作物的间作，以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混种技术。在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种植体系下，即使一种作物绝收或减产，农民还能通过其他作物获得一些收成或收入，这充分地展现了山地农业的韧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下的极端天气已经成为常态。2022年，中国华南地区高温及干旱的持续时间打破了6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记录。2023年入夏，中国北方多地就连续出现了超四十度的高温干旱天气，对秋季作物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在极端高温干旱常态化和农作物病虫害加剧的严峻形势下，提高农业，尤其是小农农业的气候变化应对能力迫在眉睫。王金庄和石头城所代表的山地农耕体系和智慧，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经验。
农业生物多样性：一种生存策略
河北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园艺师、原副局长贺献林告诉中外对话：“王金庄的山地旱作石堰梯田有阴面有阳面，有山高也有低矮的地方，这样的景观多样性，使得当地农业有了‘地种百样（处）不靠天’的特点。 ” 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山地农业的特征。一方面，农业耕作面积小且以山地开发的梯田为主，区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当地农业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山地复杂立体的生态环境也使得这些农耕社区成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热点区。
以王金庄为例，当地人均仅有9分地，但在2018年开展的对传统农家品种的调查中，村内收集到包括主粮，豆类，蔬菜，以及药用植物的170多个品种。
在王金庄和石头城，面对自然条件类似：“山高坡陡，十年九旱”。 这两个地方的农业，都是在在缺少水源和降水的自然环境里适应和发展起来的，王金庄靠的是雨水收集，云南丽江的石头城本来也缺水，不过建了灌溉系统，把附近的河水引到村子里。人们依靠当地的农作物多样性和老品种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并通过不同作物轮作倒茬，以及间作套种混种的农耕技术来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从而保障山地农民的生计安全。
石头城的王桂芬也是按照纳西人的传统方式耕作，“把玉米，豆子，红薯和南瓜套种在一起。这样即使是玉米受灾，还有豆子，红薯以及南瓜为家人提供食物。”
而在王金庄，当地农民也普遍采用玉米，南瓜，和豆类的套种方式，并在梯田石堰边种上花椒树，这样不仅增加家庭收入，花椒的根系还能起到控制梯田水肥流失的作用。
正是这些小农的在地实践，维持和构建起了可持续的山地农耕体系。
在王金庄和石头城，许多农民都像刘玉荣和王桂芬一样延续着老品种种植和自留种的习惯。他们在每年收获后都会留种供自家来年耕种，同时也分享给村里其他想种农家种的人。
村民们还参与到老种子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及村里社区种子库的使用和管理中来。按照王金庄种子库的规定，村民们对储存在库中的种子每两年进行一次更新，以保持种子的活力。村民也可以从库中借种子进行田间种植，只需在收获后加倍返还即可。相比进行种子迁地保护的国际种子库，石头城和王金庄的社区种子库为当地村民进行种子活态在地保护和可持续农耕社区的构建提供了基础。
在活态在地的种子保护机制下，丰富的地方作物品种不只是被视为提高农业气候变化应对和适应能力的种质资源，它们也是维系当地村民生计的基础，以及当地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载体。在这两个山地村庄，传统作物从农家以及社区的种子库，到耕作收获的梯田，再到农户的餐桌，这个镶嵌在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食物体系使得关于传统作物的种植知识，食用方法，谚语，文化习俗等等，作为一个完整的农耕知识系统延续了下来。
然而，山地农业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成千上百年的过程中演化而成，也在随着当下的生态以及社会变迁变化。
气候变化和全球化下的社会经济变迁，都在冲击着当地农耕体系和传统。面临着这双重挑战，山地人们的生计方式，包括作物种植结构，品种选择和耕作制度等都在变化。
山地作物和生计变迁
在石头城，水稻曾是维系当地生计的主要作物。在上千年间，当地纳西人根据地势开垦梯田，修建水利，将水源引到石头城灌溉梯田，发展出了适宜金沙江河谷气候的山地稻作系统。
至今村民们还能回忆起，过去家家户户栽秧和收水稻时，邻居，亲戚，朋友互相帮工的热闹情景。而如今男女老少一边劳作，一边拉家常，一边对歌的情景已经不再，2016年，水稻种植就基本在村中销声匿迹。
村民张秀云称，“尝试着恢复本地水稻的种植，但小规模的水稻种植很难控制鸟害。”她的水稻成熟时，附近的麻雀都被吸引了来，几乎吃光了收成。
水稻不种后，原本的水作梯田也成了旱地，石头城的村民们逐渐采用了以玉米，小麦等旱作物为主的新的生计方式。在品种选择上，往往是自家吃的种口感好但产量低的老品种，用做牲畜饲料的或者销售的选用高产的杂交品种。然而水稻不种了，大米还是当地日常食用的主粮，现在村民都是从外面市场上，或当地小卖部买米。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滞留在家乡，但家中都没有存粮，去市场上购买也困难，曾经自给自足的石头城，也有了粮食安全的隐患。
这跟金沙江河谷的气候变化有关——尤其是雨季的推迟和近年来干旱的加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石头城人们的生计选择和当地的作物结构。但对于需要劳动力密集投入的水稻，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缺失，才是促使传统山地稻作没落的直接原因。
按当地人的说法，男人要在外面“苦活路”（打工养家），女性就要承担起家务和大部分农活。多年前，村里的学校就已经撤并，父母们也不得不带孩子搬到附近的城市丽江或者乡镇里，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上学的孩子。现在留在石头城中务农的人大多为五十岁以上，且以女性为主，农业的女性化和老年化趋势明显。
王金庄也同样也面临着气候变化下干旱与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加剧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但不同的是，在这个作物多样性版图上，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小麦消失了，而传统的主粮作物谷子仍是当地维系生计的一个重要作物。
贺献林介绍说：“小麦种植五六十年代在当地推广开来，但到了2000年初期当地农民就已经不怎么种小麦了 。“
这主要是因为小麦耗水喜肥，在当地土薄缺水的情况下，即使用最好的梯田地块来种，亩产也不过两三百斤。而耐旱耐贫瘠的老品种谷子，明显更适合当地“石厚土薄，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延续了下来。
然而，近些年王金庄谷子的种植面积也在明显地缩小，这也和劳动力缺失有关。在当地的传统种植中，谷子要求至少三次中耕除草，才能保障小米的口感。这种费工的精细化耕作方式，对逐渐老年化的农业人口是个不小的挑战。
女性成为主要劳动力和保护者
在王金庄和石头城，许多中老年女性都像刘玉荣和王桂芬一样，是当地老品种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
在长期以来，她们在家庭和农业生产中承担的劳动角色，都她们与当地自然环境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者和守护者，以及农业生态知识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者。
刘玉荣不仅知道当地各种豆类的特性和吃法，还熟知当地野生植物的运用，在我们到访后，特意用自己采摘炒制的去火的连翘茶来招待。
石头城的张秀云也是当地老种子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在和她聊天时，她一边挑拣着来年耕作时需要的一些种子，一边分享着她参与种子培育的故事，听到旁边树上的布谷鸟叫声，她突然说，“你听，布谷鸟的嗓子是哑的，天怕是要下雨了。“
在长期的农业劳作和照顾家人的过程中，这些女性与当地自然环境的互动，而积累了不少本地知识。
然而，在当地的生计变迁中，市场条件的改变（如市场上便宜大米，面粉的流通），全球化下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农业家庭中性别分工的变化，以及农村家庭再生产的需求（比如教育和医疗），这些社会因素又与气候变化等生态因素交织在一起，削弱着这些妇女与自然，与土地，与地方作物间所建立起来的互助共存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下农业的女性化和老年化趋势下，农村女性既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承担着保障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的重任，又是家庭的主要照料者。这样多重的角色，造成了农村女性独特的困境。
张秀云将其形象地总结为：“这是种子和儿子间的选择”。
是选择精心培育的老品种作物，还是选择在城市工作的急需育儿或者其他生活协助的儿子？对于在王金庄务农的年轻一代女性，这个困境则是，是选择孩子，父母，和传统种植，还是外出务工？
王金庄和石头城的例子都向我们展示了，山地农业体系，尤其是其作物和耕作模式的多样性增加了小农气候变化应对的韧性。
而这其中，山地女性在维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巨大。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可持续山地社区的维系和构建中，这些女性在当下生计变迁中面临的困境也应该被更加重视，因为种子的延续，离不开山地女性的劳动，智慧，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