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食物在道德经济、政治经济和货币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严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失衡。由于采用了跨国获取土地、进口农用机械和化肥，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经营模式，那些全球性食品制造商给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那些足迹可以遍布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批发商们，则向人们倾销大批塑料袋包装的廉价食品，他们就像一个好战的入侵部落一样给当地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
这些导致不平衡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人为的计划使然，而是通过“一只无形的手”，由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农业技术和食品加工业的新发展所引起的。然而，政治精英们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做出努力来应对它们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减轻这些影响则更是无从谈起。有些力量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可以影响全世界人的生活和环境，面对它们时，政府那种显而易见的冷漠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抗议全球性食品经济的运动。
人们对于传统农业的衰落抱怨纷纷，但主要不是因为那种全球化的食品经济，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遵守当地的许多条条框框，而这些条条框框只有那些国际性的食品制造商和批发商们才能应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食品只有经过塑料包装才安全，这种谬论催生了一大堆荒唐的规章制度，以消除越来越不愿意冒险的人们的焦虑。但是，人们避免了未包装食品带来的小风险，却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过度肥胖、环境恶化、免疫系统退化。
使人们免受由食物链传播的各种疾病侵害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通过食物链传播的疾病大多数是人们的免疫系统所不能抵抗的，这一点所有旅行时闹过肚子的人都知道。从长远来看，对消化道疾病的预防手段实际上使得儿童将更容易遭到这类疾病的侵害，而且它还要求人们花费更大的力气来保证我们一辈子吃的都是消过毒的食品，因为我们退化了的免疫系统也只允许人们吃点经过消毒的东西。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或许还凑合，但只要一出大事，比如战争、疫情或经济危机，其后果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所有这些问题已经让西方的许多环保主义者忧心忡忡，并且在中国也开始受到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很多快餐食品的发明者，春卷、酱油、味精等都风靡世界，它们替代了家庭食谱中“肉加蔬菜”的搭配，并且带来了让人垂涎的菜肴，它好吃得让许多西方人开始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家里永远都做不出来的，它们只能在中国外卖餐馆中买到。然而，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他们的菜肴却不是饭店菜单上的菜肴，而是不管在荒年还是丰年，人们利用手头上仅有的任何一点东西制作出来的家庭饭菜，它们可以让回家变得有滋有味。
我年轻的时候，只吃得起位于伦敦东区的那家很棒的“好朋友”中国餐馆，因为没有执照，它允许顾客自带酒水。每到午夜时分，饭店不再接待新的顾客，做了50道好菜的一家人便围坐在一张专门的桌子旁，桌子中间摆放着一条灰色的大鲱鲤或是海鲈鱼，他们拿着筷子尽情地享用。一家人总是互相谦让着、微笑着，其乐融融。这种场面无疑能够讽刺那些贪婪的英国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它戏剧般地展现了我们久已失落的东西——食物不是被当作满足个人胃口的物体，而是处于社交活动的中心位置，人们把它当作礼物或是用它来表达感激之情。它不是大吃大喝和贪得无厌的对象。当我回到我的单身公寓时，我已经明白了吃饭应该被当作一种不断满足人们社交需求的手段，而不仅仅只是填饱肚子。
对于我来说，这似乎就是饮食礼仪的真正内涵，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从前还有饭前祷告的习惯。可是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不愿意聚在一起共进晚餐，为什么要如此刻意地将人嘴的两大功用——进食和发言割裂开来？在德国，动物的狼吞虎咽（fressen）和人的文雅进餐（essen）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人们举着筷子从大家共有的菜盘中夹菜，这也完美地体现了这种区别。
当前，“慢食运动”正像它本身的倡导一样在稳步升温。我认为，它所抗议的不仅仅是环境恶化，也不仅仅是不健康饮食、过度肥胖和随处可见的浪费现象。它最反对的是一类新的人，他们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吃饭，站着或者歪着，对于他们来说，食物仅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与精神无关。是我们对电视的迷恋、对“月光族”的消费方式的沉溺和对家庭生活越来越严重的漠视，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这类人的出现。他们没有任何医学上的不健康，只是对家庭不再热爱。而人们一旦不再热爱家庭，他们就不再组建家庭。那么，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中国人或许会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在世界上占据更大的空间。但是我自己却很不高兴，因为我热爱家庭。
首页图片由 Albert Hein 摄
作者简介: 罗杰·斯克拉顿是英国知名的文化评论家、小说家、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已发表30多部书籍。已出版的中文译本包括《新左派思想家》、《現代哲学》 和《聰明人的哲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