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者并非自由者：妙语出自阿德莱·史蒂文森之口，由于他未能当选，美国也就错过了一位伟大的总统。
除了在战争或饥荒时期，全世界曾认为要解决的是纯粹的饥饿问题。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和赤贫的减少，已降低了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发生率。
但是，由于食品价格的飞涨，这种乐观态度现在看来像是盲目自满。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逐渐发现，不让人们饥肠辘辘上床睡觉乃当务之急。关注对象正在从粮食供应充足时利益通常最受重视的农民，转向供应短缺时因买不起食物而愤怒绝望的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容易滋事的居住在总统府附近的居民。
这种转变来得太迟。长期以来，生产者利益在食品政治中一直处于主宰地位。农业政策的目标不应是使农民富裕：应该是养活世界人口。在一些国家，这些冲突意味着回到了很久以前划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战线。阿根廷对大豆出口课以重税，试图在国内保有更多的粮食，这种支持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做法（并在此过程中煽动性地对土地所有者进行妖魔化），完全落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庇隆主义传统。
当今，很多政府——埃及、印度、阿根廷——所采取的解决之道并非明智之举。他们不是通过把现金补贴贫困家庭来减轻打击，而是尽力通过禁止粮食出口来控制农产品市场。阿根廷逐渐发现，这样做通常只会激起农民抗议、走私和囤积。这一政策还会造成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果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阻止出口，国际市场将出现短缺，那么像埃及这样缺水少地、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将遭受严重打击。
力图确保大量廉价的粮食供应依然是正确之策。近年来对农民的利益关注太多，全球贸易谈判纠缠于富国农业补贴所造成的影响。无庸置疑，欧美的补贴和贸易保护扭曲了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浪费金钱。但是，废除补贴和贸易保护之后的大多数受益者将是富裕的都市纳税人和消费者，而不是饱受困扰的非洲农民。
事实上，真正的粮食分配矛盾大多数发生在同一国家内部的农村和城市居民之间（甚至可以说，是农村内部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富国和穷国之间。举一个关于加纳稻农的有名案例，保护性进口关税下调，使他们暴露在国际竞争环境之下。多年来，像乐施会这样的组织牵着一连串听话的名人和新闻记者的鼻子，绕着阿克拉的市场走，并通过堆满屋顶的一袋袋廉价、享受补贴的美国大米而激起他们的愤慨。
但是，假如他们仔细察看，他们还会看到基本未享受补贴的来自越南和泰国的成袋大米，两国均为阿克拉的城市贫民提供比其国内生产者更廉价的主食。加纳大米的关税保护无关全球贸易公正问题，这是从其他每一个加纳人，特别是竭力养家的城市居民，向水稻种植者发生利益转移。
迄今为止，来自贫民窟的饥饿呼声往往被压制，部分原因是常见的、扭曲的特殊利益政治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出现在富裕国家。组织良好的农业游说小团体，紧密集中了政府干预的好处，往往能击败规模更大、成本广泛分散的消费者团体。
但是，粮食价格正在冲高，而世界城市人口正在膨胀。联合国估计，今年地球将最终成为一个城市星球，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
毫无疑问，大宗商品价格最近多次大幅跃升存在着投机泡沫的成份，但是一些总的趋势看来会更为持久。世界人口增加并更加富有，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以及对享受补贴的生物燃料需求的上升——者是生产者利益赢得政府政策的又一例证——表明，粮食危机绝非暂时现象。通过增加新的耕地和提高农业技术，中期供应能够扩大，但是能扩大多少依然不得而知。同时，非农业贫困人口的呼声高涨，不容忽视。
通常要有强烈的危机感，才能使当政者着眼于让市场提供更为廉价的粮食。现代廉价粮食政策的鼻祖，即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废止，是在一个工业化经济体的城市膨胀之中不稳定因素加剧的刺激下作出的。1848年，这一不稳定因素突然爆发，形成横跨西欧的一系列革命——尽管英国没有。
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提供廉价粮食的计划——而不是去取悦好斗的农民——并且审慎地让自由市场做到这一点。面对饥饿的又一次威胁，必须设法使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免受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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