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巴塞罗那的布克利亚市场就开始热闹起来，鱼贩们纷纷摆开了摊子。成堆成堆的鱼在昏暗的巷子里闪耀着粉红色和灰色的光芒，购物者和游客的目光也从鱼鳍和触须上闪过。这里和英国任何鱼店都截然不同。在一些摊子上，出售的乌贼墨鱼多达五种，虾类有六种，而鳕鱼块更有十种之多。这里就是海鲜爱好者们的天堂，出售的鱼类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多。
只要是关心鱼类来源的人（这应该指的是那些想要继续有鱼吃的人），光顾这个鱼市时都应该带着两件工具：一件是英国海洋环境保护协会(MCS)发的手册，说明“应该避免的鱼”及“可以食用的鱼”（后者的名单还要更长一些）；另一件则是把尺子。我的尺子是国际顾问团体Incofish专门发给商业捕捞者的那种，上面还画着关键鱼种，用标记表明了它们的成熟尺寸（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捕捉的尺寸）。
于是，从鲭鱼（34厘米）、欧鲽（39厘米）和红大马哈鱼（45厘米）开始，我着手用尺子测量布克利亚市场的鱼。结果发现，所有的鱼都只能算小鱼苗。鲭鱼只有规定长度的一半，再扫一眼所有的摊子，能看到10种以上MCS所列举的“应该避免”的鱼类，包括狗鳕、剑鱼、安康鱼、蓝鳍金枪鱼，当然，还有鳕鱼。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量这些鱼的长度，因为加泰罗尼亚鱼贩们不喜欢我的尺子——或者是我。对于为什么要出售细小的狗鳕（欧洲最濒危的鱼种之一），以及为什么市场里没有一条鱼贴着“可持续”的标签，他们都闭口不谈。
一位老太太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西班牙人要吃这么多分量不足的小鱼，而它们已经快灭绝了。”“很简单，”她说，“我们喜欢吃鱼，而且小鱼更好吃。”
难道还有谁不知道野生鱼类已经面临着大麻烦了吗？难道还有谁不知道有四分之三的商业捕捞鱼种已经被过度开发或者被开发殆尽？难道他们不知道工业化捕捞效率很低，有三分之一的捕捞量被扔回海里，每年多达3，200万吨？要知道，你吃的每一只对虾背后，都有10到20倍重量的虾被白白扔掉。
以上数字全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该组织还指出，在世界上所有自然资源中，鱼类是消亡最快的。即使数量最丰富的商业鱼类，年复一年，我们吃到的鱼也越来越小，甚至在还是不能繁殖的小鱼苗的时候就被吃掉了。
约克大学海洋保护专业教授卡鲁姆·罗伯茨预言说，到2050年，我们只能满足全世界人口一半的鱼类蛋白质需求，而这剩下倒霉的一半，用他的话说可能都是“海蜇和烂泥”。他和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90年工业化规模的捕捞，已经导致“生态性溶解”，整个生物食物链已经被毁掉了。
然而，在西班牙的鱼市以及我们的超市货架上，这些鱼中有很多都显得很充足。它们并非来自欧洲海域，而是来自那些贫穷大陆的海岸：非洲、南美以及某些亚洲地区。渔民们要远涉重洋地到渔场作业，至少在500年前，巴斯克人就追着巨大的鳕鱼群来到纽芬兰。三十年前，欧洲传统鱼类的供应量的严重短缺开始在商业上变得十分明显，为此拖网船队开始向南方进发。
奇怪的是，世界上第一批保护鱼类资源的国际行动，特别是针对那些更容易开发的国家的，竟然也成为了灾难的一部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于1979年签署，其中把国家在渔业上的权益扩展到海岸线外200海里的海域。但公约中还有一个条款，如果该海域的渔业资源超过了该国的需求，该国可以将其出售给其他人。
这一公约为缺乏现金、有时还很腐败的西非国家创造了便利，它们允许工业化拖网船队进入其海域，用这种方法来凑集资金。1979年以来，欧盟(EU)已经和一系列赤贫的非洲国家达成了渔业权利协定，尽管欧盟自身的研究表明西非渔业资源面临着巨大而且不可避免的破坏，这些协定仍然在涌现。
2002年，一个欧洲委员会的报告揭示，塞内加尔的鱼类种群在15年内减少了75%；而欧洲国家买下了塞内加尔沿岸四年的金枪鱼和底栖鱼类的捕捞权，代价只有区区每年400万美元。2006年，43艘欧洲大型捕捞加工船用2，430万英镑（约5，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毛里塔尼亚漫长海岸的捕捞权。该报告估计，这些协议会使40万西非渔民失业，其中的一些人现在只能在海上开开渡船，送一些铤而走险的非法移民到加纳利群岛和欧洲。在千百万依靠鱼类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非洲人中，原来每年9公斤的消费量已经下降到7公斤。
北大西洋鱼类资源的减少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卡鲁姆·罗伯茨在新著《海洋的反常历史》一书中指出，1880年代以来，鱼类资源的减少非常明显，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鱼类捕捞量纪录表明，尽管船舶设计、拖网技术和冷冻技术都有巨大改进，黑线鳕、狗鳕、鳕鱼和庸鲽等北大西洋鱼种的捕获量一直都在缓慢而持续的下降，长期以来一直如此。
与全球变暖不同，关于渔业资源灭绝的科学研究由来已久，而且这一领域的圈内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达成了颇为广泛的共识。然而，罗伯茨现在只能想到一个国际协定，专门用于保护某种濒临灭绝海洋动物，这就是1911年规范普里比洛夫群岛海狗捕猎的一项北极条约。既然人们很早以前就看到了发生在鱼类资源上的灾难，为什么国际社会在制止这场灾难上却如此无能为力呢？
“很简单”，罗伯茨说，“靠政客们牵线达成的协议和条约永远都不会令人满意，它们常常都只有短期的约束力。”他和他约克大学的团队对20年来欧盟的部级渔业决议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为捕捞船队设置的配额平均要比科学家们建议的安全额度高出15%到30%。
“对于那些不太濒危的鱼种，如鲭鱼和牙鳕，他们制定的配额常常比科学建议值高出百分之百，而这些你从数字里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在他们安抚工业界的努力下，本来可以进行可持续捕捞的鱼种也被逼到了危险的境地。”
罗伯茨觉得，自从18世纪以来，欧洲北大西洋国家的捕鱼业就对政客施加了过大的影响，当时，必须让捕捞船队人员充足，以便在战争到来时作为海军的来源。
欧洲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远东的日本韩国人均鱼类食用量最大：日本的年均鱼类食用量为66公斤，而西班牙为44公斤，英国为20公斤。但中国（25公斤）一国就占了世界鱼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人民日益富裕，鱼类和肉类在中国膳食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尽管亚洲很多鱼都是养殖的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们的饵料常常可能来自野生鱼类。）
根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数据，中国的捕捞船队对太平洋和大西洋小国的鱼类资源来说是捕捞者之一。但是，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消费者有什么发达的可持续捕捞意识，而任何改变的需求都必须从消费者开始。正像罗伯茨和所有其他绿色游说集团所指出的，这是因为，政客们和产业界建立起各种组织结构，用于控制渔业甚至保护那些最濒危鱼种，已经完全失败了。
“观察家”栏目到东京去考察其中一个团体的运作，这个团体就是ICCAT，即国际大西洋鲔类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一个设在马德里的不出名的组织（如果你不是金枪鱼产业中人的话），每年由欧盟纳税人为其提供230万欧元（361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管理和授权进行科学研究、为大西洋和地中海鲔类资源的45个利益相关国召开会议，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英国。
如果你为ICCAT工作，那就要过着一种“空中飞人”的生活：三月份在东京、六月份在巴西的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当然，这都是为了保护金枪鱼。然而，所有的观察员都认为ICCAT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就是一个大笑话，业内将其戏称为“国际鲔类资源灭绝阴谋集团”（英文简写也是ICCAT——译者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中海渔业事务负责人谢尔盖·土德拉并不觉得这很有趣。他说：“ICCAT是一个条约，有些缔约国违反条约精神，以保证其继续过度捕捞金枪鱼。”罗伯茨表示同意：“ICCAT并没有履行它宣称的职责，它并没有保护金枪鱼，反而引领了金枪鱼资源的减少甚至崩溃。”
在东京进行了一天的会谈之后，日本政府为ICCAT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在铺满地毯的豪华会议室里，代表们（包括渔业界、工业巨头、科学家、游说者和渔业部代表）站在一起优雅地聊着，一边啜着饮料。那里有一些欧盟渔业界的大人物，但三菱公司没有到场，这家日本企业巨头是欧洲金枪鱼最大的买家，然而在最后关头它退出了会议。
代表们端着银色的盘子，享用他们的自助餐。菜肴很丰盛，在蟹肉饭和炖鸡中间，还放着好几大盘寿司。其中有上面盖着火红色鱼肉薄片的手握寿司，这鱼肉很可能就是蓝鳍金枪鱼，世界上面临最严峻商业捕捞绝境的鱼类，同时最有可能是由三菱公司买到日本的。蓝鳍金枪鱼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鱼类，在东京的筑地市场，今年曾经有一家香港贸易商买走了一条金枪鱼，其价格相当于一辆顶级奔驰汽车。
土德拉曾经对这次会议充满希望，但我们在东京看到他的时候，他却显得十分沮丧。日本人曾经谈到召回在地中海的作业，然而正是他们购买了很多在东大西洋中捕获的蓝鳍金枪鱼，经常超过配额；他们还捕捉幼小的金枪鱼，并在地中海的笼中进行育肥。
“经济上、社会上、生态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大西洋蓝鳍金枪鱼业都是不可持续的，”土德拉说，“但捕捞船队还在不断变大。日本又有六艘新的冷冻船（大型金枪鱼捕捞船）加入到该地区的捕捞队伍中，我认为捕捞业开始感觉到真的被日本人挟持了。”
ICCAT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效力的国际组织。在它42年的历史上，地中海和大西洋中已经有好几种金枪鱼接近消失，或者面临严重威胁。尽管ICCAT及其成员国召开了无穷无尽的会议，进行了无穷无尽的科学研究，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分析表明，蓝鳍金枪鱼（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话说是一种“极端濒危鱼种”）的捕捞量“严重超出”设定的配额。而且这个捕捞量一直鲜为人知，甚至根本没有报道。
欧盟各国的部长们在承诺对非法金枪鱼捕捞采取行动的同时，也在继续支持着金枪鱼捕捞产业，办法就是发放巨大的补贴。据国际游说集团Oceana的统计，近几年单在欧洲的围网船队上就花掉了1，600万欧元（2，500万美元）。
该集团的欧洲负责人夏维尔·帕斯特直截了当地说：“对蓝鳍金枪鱼的过度捕捞得到欧洲纳税人的鼓励和赞助，并且通过对燃料等操作费用的补贴而得以继续。”
许多观察员提出的问题，不仅在于ICCAT不起作用，而是它的弊大于利。“如果你宣称要搞一个‘紧急渔业恢复’计划，就像ICCAT两年前干的那样，那么你是打算告诉对此关心的公众，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罗伯茨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所谓的紧急渔业恢复计划完全名不副实。”
ICCAT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让我们自己去看他们的网站。
那么鱼类还有希望吗？如果我们连蓝鳍金枪鱼（这种鱼是我们高度熟悉的，对其生命周期了如指掌，对其捕捞也进行着密切的监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它的鱼类资源还会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还能吃到野生鱼类吗，还是只能吃养殖的？土德拉在欧洲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运动：作为金枪鱼主要捕捞者的法国首次对某些超过捕捞配额的渔民进行了起诉。他还认为，在欧洲委员会的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稍有提高。
罗伯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海洋保护区。就是在全世界至多40%的海洋设立永久性的禁捕区，这将使鱼类资源得以恢复，并帮助周边的渔业得到充足的捕捞来源。“根据2004年的调查，海洋保护区的维护成本大约在每年70亿英镑（139亿美元）到82亿英镑（163亿美元）之间，但是，目前我们用于鼓励过度捕捞的有害性补贴就高达176亿英镑（438亿美元），与之相比，这个成本就算不得什么了。”
罗伯茨指出，这个保护区决不能让政客来管理。“管理团体的产-政控制模式恰恰不能奏效。这就像央行：把它们放在政客的控制下，它们就会变得很危险、作出造成经济动荡的短视性决策；如果将其置于独立管理下，它们就能更好地判断，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决策。”
500年来，纽芬兰鳕鱼捕捞业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到1992年资源枯竭并倒闭，至今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鱼能够恢复生机。科学家们认为，一旦鱼类资源下降到特定的致命水准之下，它们就很难恢复，因为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变化了。问题在于，经过50年的踌躇和拒绝，现在政客们是否有可能采取果断行动。“我们正走在通往灾难的路上，这很糟糕，”土德拉说，“但是崩溃仍然是可以逆转的（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全部），这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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