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没有永久性的河流或湖泊，降雨量很少而且不稳定。要种植谷物只有经过昂贵的工程才行，而这会耗光地下水。在奶牛场里也必须用风扇和不断喷出水雾的机械来降温。简而言之，这决不是一个适合大规模农业的国家。
但情况将会有所变化。由于石油繁荣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同时也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沙特正在全球寻找肥沃的土地，官员们已经前往苏丹、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泰国进行考察。
他们的计划是在海外设立大型项目，种植玉米、小麦和水稻等粮食，逐渐还会吸引私人企业参加。沙特官员说，某国一旦被选中，每一个项目就会使用超过10万公顷——相当于10个曼哈顿岛的面积，生产的大部分粮食都会回销到本国。
然而沙特的计划并不是唯一的，它们反映了那些资本丰厚、食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国家对这类项目与日俱增的兴趣。阿联酋把目光投向哈萨克斯坦和苏丹，利比亚希望在乌克兰租地，韩国则瞄准了蒙古。就连中国（耕地充足但水不够用）也开始寻求在东南亚进行农业投资。
“这是全球粮食危机中的一个新动向，”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说，“今天的主导力量就是粮食供应安全。”
粮食出口国的贸易限制（如印度控制大米出口，乌克兰停止小麦外运，阿根廷向大豆出口征收重税）给进口国敲响了警钟，它们意识到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将使它们变得更加脆弱，不仅是在价格的突然上涨面前，更致命的在于供应的中断。
于是，自从70年代以来，粮食安全第一次占据了政治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粮食危机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必须寻找地方来保障农产品供应安全。”沙特农业副部长阿卜杜拉·阿尔欧巴德说。
冯·布劳恩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发表了和无数官员们同样的观点。他说，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信心正在丧失。自从九十年代初农产品贸易猛增以来，第一次有许多人开始怀疑依靠农业进口的正确性。“进口国很紧张，它们已经意识到最好还是在潜在的农业出口国拥有利益。”冯·布劳恩说。
全球粮食消费量不断增长，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新型经济国家肉类膳食的需求，诸如沙特等国家在养活不断增多的人口上面临的挑战一年大似一年。粮食价格已经从今年初的最高峰有所回落，但仍然是过去十年的平均价格的三倍。
每一个海外农业投资的计划背后绝对都存在粮食安全的因素。最近，阿联酋总统谢赫哈里发·本·扎耶德在访问中亚的过程中指出必须锁定供应。他说：“阿联酋准备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一些项目，作为确保本国稳定粮食来源的措施之一。”
对于那些耕地和水源丰富但缺乏资金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计划也很有意义。比如，尽管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降雨，乌克兰每公顷的小麦产量还不到3，000公斤。相比之下，美国每公顷产量可以高达6，500公斤，而且还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但是，只要有更多的农业机械、多多增加肥料、改善技术、改良种子，情况将大有改观。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主席莱纳德·巴治指出，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把石油和矿产看得比土地更重要，“但现在拥有水源的肥沃土地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资产”。
一些国家已经掌握了这个资源的潜力。比如，苏丹正准备在其农业部门从阿拉伯和亚洲投资集团那里吸收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投资部正在筹划17个大型项目，总面积达到88万公顷。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同样非常热情高涨。近日他在接见了一个沙特农业代表团之后说：“我告诉沙特客人，我国将非常乐于提供千百万公顷的耕地来接纳投资。”
然而这样的交易似乎会让粮食生产国付出沉重的代价。通过秘密双边协定，投资国希望能够绕过所有危机时东道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潜在贸易限制。
尽管是否能像保护石油设施那样保护大片土地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对一些决策者来说，这让他们想起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外国人把粮食运出肥沃的土地，本国的饥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还有一些人指出，在一些法制环境较差的国家，正在发生土地抢夺，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正式的土地证，也无法得到补偿机制的保护。
而农业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们也担心：这些投资国的目的是建立粮食生产的所有权，而不是为国际市场增加供应。美国农业部长爱德华·谢弗表示，他非常关注这些投资是否仅仅是一种“规避国际市场和全球贸易协定”的手段。
欧洲农业官员们补充说，那些最贫困的缺粮国家——如西非国家，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它们无力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国际市场缩减、价格上涨面前，它们是最脆弱的。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多边国际机构最初曾经鼓励农业的海外投资，将其视为增加全球粮食产量的途径，然而它们也在调整之前的支持态度。
从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姿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当初，他把国家主导的农业海外投资说成一种“双赢行动”，而现在世行的一位发言人说：“这种情况可能给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切实的益处，但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土地的买卖和租赁必须让包括东道国居民、当地社群和投资者的所有方面都受益，而且是切实可见的受益。”
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身上也体现出同样的转变。当初，他曾经呼吁：“那些拥有财力资源的国家作为一方，那些拥有土地、水源和人力资源的国家作为另一方，双方达成合作协议。”
但是现在，他警告说这些投资具有“新殖民主义”的危险。“（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某些谈判已经导致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短期的重商主义农业。”
巴治也认为这里会产生问题。“我们在讨论一些东道国，那里贫困饥荒遍地，我们必须保证当地人民能够从这些投资行动中分享到充分的收益。”
比如，在苏丹（几乎所有海湾投资国的目标），联合国负责应对粮食危机的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正养活着560万人。如果投资计划硬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苏丹把粮食出口到富国而本国人却在挨饿。
中国官员支持政府为了确保在非洲的石油和金属等商品所采取的扩展政策，但同时他们似乎也注意到了海外农业投资的潜在危险。尽管中国和菲律宾、老挝等签订了农业协定，也在非洲开展了一些小型项目（大多数都是为当地培训农业技术的“示范项目”），但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农业投资。
“非洲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你忍心把粮食运回中国吗？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了。”中国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力说。
但是，一些中国私人企业正在寻求农业投资，尽管官方说它们的着眼点在中亚而不是非洲。中国政府似乎对哈萨克斯坦等国潜在的冲突非常放心，而中亚的运输成本也较低。
联合国粮农援助官员们同样担心潜在的腐败，因为许多非洲和中亚国家的政治管理都比较无力。
他们建议建立一个类似“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框架机制来管理农业投资，这个机制将强制资源富饶国家公布企业支付的报酬，以及政府从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得到的收益。
官员们说，EITI机制帮助解决了石油和矿产部门的腐败问题。但要建立一个类似的农业机制，需要用好几个月来谈判，但缺粮国家已经迫不及待。就在西方官员们讨论风险和保障的时候，沙特和其它国家似乎已经打算赶在下个种植季节之前租地了。
巴尼·乔普森参与了亚的斯亚贝巴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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