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世界末日预测警告称，世界处在饥饿的边缘，让人人得其食的战斗已失去前进的方向。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常闹饥荒。马尔萨斯灾难预测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保罗·R·艾里奇在《人口爆炸》中写道，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受害者将数以亿计。
然而，人类的智慧挽救了这一天。冷战中，由于担心饥饿国家可能投入苏联的怀抱，一项大规模的农业研究与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得到了美国的热心支持，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爆发式的提高。从未想过粮食可以自给的国家摇身变成了粮食净出口国。
在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的带领下，上述努力导致了高产种子的开发，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灌溉、肥料和杀虫剂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博洛格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到1968年，农业生产率跃升极为明显。例如，印度的小麦收成创纪录，菲律宾的大米产量也达到了创纪录水平。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威廉·高德称，世界正目睹“一场新的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高德在40年前的一场演说中指出：“这不是苏联人那样的红色暴力革命，也不是伊朗国王那样的白色革命。” 他接着说，“我称之为绿色革命”，并由此造了一个他死后还在长期使用的名词。
然而，跟领域内的其他类似事情一样，“绿色革命”最终失去了动力。如今，由于农产品价格飙升，世界再次处于饥饿的边沿，引发了从海地到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粮食骚乱。不过，这次增加供应的努力，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政治支持，看来要弱得多。与此同时，创纪录的高油价使肥料更加昂贵，致使提高生产率的任务愈发困难。
在与农业官员和专家的数十次访谈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使当前粮食危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生物燃料需求，或者极端气候，但归根结底，还在于绿色革命的衰落。联合国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总裁莱纳特·鲍格称，“当前危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率的下降。”
在很多方面看来，绿色革命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从1960年代初开始，粮食增产之大，不仅避免了全球饥饿，而且还为近40年廉价和充裕的粮食供应开辟了道路。例如，小麦产量从每公顷不到5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近 3,000公斤。实际上，199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问题出自粮食太多，在欧洲，关于粮“山”、牛奶和啤酒“湖”的谈论颇多。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副会长阿金伍米·阿德辛纳称，充足的廉价粮食造成了极大的自满。“人们开始认为，已没有必要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而支持农业研究，因为粮食已绰绰有余，粮价在下跌。”
结果，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投资急剧下降。根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信息，2004年，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和单个的富裕捐赠国，把发展援助中的农业支出份额减至3%以下，低于1979年高峰时期的18%。从资金量来看，即使计入通货膨胀，农业援助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79年的80亿美元降至2004年的30亿美元左右。
尽管农业研究中的私人资金增加了，但全球市场粮价低，意味着这种资助通常集中在减少成本的创新上，而不是提高产量。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罗纳德· 特罗斯特指出，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往往更可能集中在提高产量的创新上，尤其是在农民无法支付新种子专利费的地方。
投资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长减缓。根据美国农业部提供的资料，从1990年到2007年，作物产量年增长率为1.1%，而从1970年到1990年则达到了2%的增长。就小麦和大米等主要粮食而言，投资减少对增产的影响甚至更加严重，年增长率从1960年代初的10%降至1%左右。
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可真不是时候。在这个十年中，随着全球人口的膨胀，以及中国等国家激增的中产阶级要消费更多的肉类和牛奶等蛋白质，粮食需求一直在上升。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需求，今年占了美国玉米产量的三分之一。
现在，全球正在慢慢耗尽粮食储备，每年的消耗量高于产量，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此外，由于旱灾等气候的影响，粮食库存处于创纪录低位，价格直线上升。阿德辛纳指出，“这是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
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形势的紧迫。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近声称“总觉得第一次绿色革命已经到了头”。他接着说道，若要解决粮食危机，世界需要第二次这样的变革：“全球社会和全球机构必须形成一个集体反应，在农业生产率和产量方面产生一个量的飞跃，以再次彻底驱除粮食短缺的幽灵。 ”
2008年6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罗马举行峰会，此事被提到了最高议程，约有4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表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25年来，首次出现高粮价成为刺激农业领域的驱动力。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各国政府现在必须进行必要的公共投资，并为私人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美国农业部长埃德·谢弗最近表示：“如果各国不增加产量……人们就会挨饿，事情就那么简单。”
然而，复制第一次绿色革命将很困难。绿色革命三个支柱中的任何一个——种子技术、灌溉和大量使用肥料及杀虫剂——现在看来都不强。而且，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如何处理的。
由于数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危险，需要很快拿出成果，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产量。1960年代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汤姆·缪乌，于几年前承认了这一偏向：“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此，我们专注于高投入农业，确保人人有饭吃。”
结果是，形成了今天高度集约型的全球农业系统，依赖于廉价、很容易获得的能源，用于每一个生产环节：直接用作燃料，间接用于生产肥料和杀虫剂。但是，随着油价的攀升，某些肥料的成本从两年前的每吨300美元左右，飙升至每吨1,000美元以上。除此之外，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面临着公众的反对。
当初的绿色革命还需要大量的水用于灌溉——因为气候变化、城市的快速增长和工业活动，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最终，20世纪60年代种子技术的提高实现了更高的产量，并提高了抗旱和抗虫能力。科学家逐渐接近利用自然技术的极限。下一步——使用转基因生物——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在欧洲，但在一些非洲国家也一样。
简而言之，除了非洲以外，容易做的早已做到了。曾经参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现在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生产部门担任负责人的希瓦吉·潘迪称，全球现在需要进行一次“更精明的”绿色革命，他说：“我们需要提高农业产量，用更少的水，更有效地使用肥料。”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CIC)成员亚历山大·埃文斯称，关键是使绿色革命“更加绿色”。他指出：“需要大大增加投入的效率。”
专家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点，水资源管理应该摆脱东南亚广泛使用的相对廉价的漫灌，转向更加昂贵的喷灌和滴灌系统。官员们称，这些设备需要投资，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捐赠支持才负担得起。阿德辛纳表示，“水将是一个限制因素。”
肥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粮农组织认为，地里需要施多少肥，以及何时施肥，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节约使用肥料是可能的，特别是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但是，专家们表示，从长远来看，肥料的使用将增加，特别是在非洲，意味着捐赠国可能需要为贫困国家提供化学品补贴。
一些专家，例如墨西哥巴坦的国际玉米和小麦发展中心(CIMMYT)主任汤姆·伦肯，补充说，考虑到当前的危机，各国需要重新考虑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反对。伦肯指出：“我们需要科学回到农业上来。”
全球已有1亿公顷或8%左右的耕地播种转基因生物。该技术的支持者，如美国和巴西，可能更加坚信，接受转基因作物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罗马粮农组织的美国代表加蒂·瓦斯凯斯表示，为了增加作物产量，“最有前途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转基因” 。
世界银行表示，今年农业有望发生另一次技术革命，这次使用的是生物技术手段。世行警告称，“不过，这一革命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粮食生产的现实，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些技术上的公共投资低，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有争议。”
除了种子、肥料和灌溉问题之外，当今的政治气候不利于从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金转移。现在，没有任何人担心共产党接管；所需要的投资纯粹是为了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
无论政策制定者确定什么路线，官员们和专家们意见一致，世界需要快速行动，以缓解危机——并且防止在未来几年内再次出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粮农组织5月在其联合发布的《2008-2017农业展望报告》中称，在创新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通过帮助扩大产量基数和降低商品价格飙升的机会，可以大大改善供应的前景”。
然而，供应短缺还有个时间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瑞格勒表示，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开发种子品种，以及建立第二次绿色革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他指出：“实际上，我们应该在十年前就开始避免今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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