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城市》就是《动物农庄》在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性续集，只不过情节被时间完全扭转过来，而扭转的方式就连乔治·奥威尔也没有预料到。这本书的关键形象就是“猪塔”，这是一个21世纪的荷兰式发明，用来在城市的定制街区里生产猪肉。每一个猪塔高76层，里面为猪们设计了舒适的公寓式圈舍，铺着奢侈的地板，还在巨大的露天阳台上为它们设置了宽敞的拱地场所。书中形容：“这些塔将用猪粪产生的生物气体来提供能源，并且和一个中央屠宰场相联接，可以用电梯把猪只送往那里。”
正如卡罗琳·斯蒂尔指出的，这个完美的理性方案将创造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和目前全世界许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生活并没有本质区别。经过她的计算，在伦敦内外，只要有1，000个巨大的混合“垂直农场”就足以养活整个城市了。这些节约手段（无需食品运输、就地废物处理、没有隐藏的污染代价）把我们带回了一种可持续的农耕方式中，就仿佛1945年《动物农庄》诞生时的英格兰。
奥威尔笔下那个古怪的农夫琼斯，他的农场用的是小马车、手工挤奶和马拉犁，没有任何机械，也没有任何发电设备来带动机械。六十年后的今天，英国食品的生产、存储、包装和运输全都工业化了，每个人每年因此要消耗掉4桶石油（美国的消耗量是这两倍）。单是伦敦的消耗就相当于其100倍面积大的土地的产品，差不多相当于整个英国目前的耕地面积。
这个转变的速度，再加上空前的规模和隐蔽性，使我们很难捉摸它的本质，更不要说结果了。供应竟然和需求不再有任何明显的关系，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产出以及支持它的复杂国际基础设施，也完全被效益所控制。在心营过度消耗及其相关疾病（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折磨着世界某些地区的同时，另一些地方却在受着饥荒的煎熬。
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沃尔玛目前主宰着全球的食品杂货贸易，据联合国计算，在本世纪初其利润“要超过世界上四分之三经济体的GDP”。今天，这些利润已经又翻了一番。世界90%的粮食供应控制在5家大公司手中，世界的茶叶市场在3家公司手中，美国81%的牛肉被4家大公司控制。所有这些公司都只为自身的利益着想，它们残酷地反对竞争，根本罔顾法律，并且把它们自定的一些常常是毁灭性的条件强加给那些供货的国家。
商业不允许对共同既定规范有任何偏离。现在美国90%的牛奶来自一家养牛企业，同样比例的商品鸡蛋也来自同一家养鸡企业。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超市中苹果的供应商，从原来超过2，000家不同的地方种植者锐减为两家企业（Bramley公司和Cox’s公司）。这种工业化的集中使得食品供应链条变得极为脆弱，很容易受到污染、疫病和恐怖主义的攻击。（“无论如何我都想不通，为什么恐怖分子还没有来攻击我们的食品供应呢？这实在太容易了。”美国前卫生部长特里·汤普森在2004年说。）这还意味着所有的动植物物种都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灭绝。
同时，企业界也会转移注意力，靠的是它假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能力，而这两点正是它竭力遏制的。20世纪90年代，地方的商店被赶出了英国的大街，取而代之的是小型连锁商店，以制造出多样性的假象。斯蒂尔把这称为“大超市海啸”。传统上，市场多少都会扮演着喧闹的公共空间角色（这是人们的辩论论坛、集会场所，甚至示威、暴行和骚乱的地方），但现在它正让位给受到严格控制和卫生清洁的私营购物中心。既然我们的乡村已经不能再养活我们，那么它也会被“净化再净化”，成为一个大有销路的商品，配置着休闲、零售和旅游区域。
整个异常的商业集中化过程已经远远地脱离控制、肆无忌惮。究其原因，即使没有得到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大力鼓励，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实在太有利可图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在其他大洲、至少在其中的一部分地方，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更加令人担忧的集中化正在发生，而大多数人却永远都看不到。我们所有的食品都来自塑料大棚——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到；来自巨大的养殖场——大到每个都养着数以万计的一模一样的牲畜；来自巨大的单一玉米或大豆种植园——大到超出了眼中的地平线。它掠夺了有限的资源，污染了水源的供应，消灭了野生动物，制造出了腐蚀性的畜粪池，消耗侵蚀着它生长的土地。
作为一个从事培训的建筑师（同时也痴迷于城市选址、建设和维持的实例），斯蒂尔指出，在现代都市世界的供养中，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过程的全然不可见性”。尽管它的枝干在英国各地盘根错节，但还是根本不容易发现。她曾经对70家地区配送中心中的一家进行了一次秘密探访，这家没有名字的“国民食品站”就坐落在英格兰中部M1高速公路边上，这个地方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还毫不引人注目。这儿的景象实在难以名状：有的只是一个个飞机场大小的库房，“堆满了白浪般的罐头。这实在乏善可陈，几十辆卡车在卸货口挤成一团，就像一群小猪趴在一头巨大的母猪肚子上，只有这样才能形容它的规模”。
这样的地方体现了农产业隐蔽的一面。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生活方式龙卷风式的转变，人们以此为荣，而不是感到尴尬。在每个城市、小镇乃至村落上空不断旋转的白色污染烟雾和建筑烟尘，使这个过程明晰可见。去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占据多数，未来25年，中国还会有4亿人完成城市化。1962年，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只有每年4公斤，而今天则达到50公斤，并且还在迅速上升。
在《食品的终结》一书中，保罗·罗伯茨用详尽而权威的细节记录了我们的膳食模式、支撑它的全球经济，及其背后的伦理道德。这两本书的结论大体相似，其寓意都是奥威尔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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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方认为理所当然的食品质和量，已经无法维持多久了。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便宜、丰富、便利而可靠的产品，这个天堂般梦想的充分实现，实际上更像一场恶梦。它不仅否定了食品自身的天性（用斯蒂尔的话就是“季节性、易压性、易伤性、不可预料性、不规则性”）；从长远来说，这既不可持续，也具有危险的破坏性。它依靠的是高压、排他和垄断性的政策，公开地压制个性、自治和自由选择。
“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最大的粮食公司之一的前总裁说，“而我们的顾客则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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