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次的土壤污染讲座上，陈同斌首先会用幻灯片放映四幅图：满天的浓烟，肮脏的河流，乱丢的垃圾，以及一块绿油油的稻田、菜地。
听众们很容易联想到第一幅图是空气污染，第二幅是水污染，第三幅是垃圾污染。但至第四幅图时，不少人卡了壳，有时也会有人不自信地问：“这就是土壤污染吗？”
陈同斌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他这种时候往往大声回应：“这就是土壤污染的特点，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土壤、稻米和蔬菜都被重金属污染了。”
土壤污染对人体的伤害，也许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充分显露出来。因此，长期以来，在空气、水、垃圾和土壤这四大污染中，土
壤污染几乎最不受政府重视，公众更是很少知晓。而且，土壤污染最难治理，几乎具有不可逆性。污染土地上产出的重金属大米等农产品，对人体的伤害短时间内难以察觉，犹如“慢刀杀人”。
一笔糊涂账
土壤污染是稻米污染之源。在一定程度上，稻米污染破题有待于土壤污染问题被政府重视。但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重金属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尚是一笔糊涂账。
近几年，有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学者和各级政府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还有一个数据也被广泛使用，即中国受镉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33万公顷，共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
经陈同斌考证，两项数据均无确凿依据。前者明显被夸大了，后者明显又太少了。数据打架，凸显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
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一位曾参与此次国家污染土壤调查的学者透露说，中国国家层面近年对土壤污染问题多有关注，此次调查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有学者认为，一组接近真相的全国性污染土地面积数据固然非常重要，但还要搞清一些具体的问题。以水稻污染为例，污染源在哪里，污染土地上水稻种植比例、污染水平如何，人们吃污染稻米的时间长短，污染区居民体内重金属积累情况等，都有待于调查。
有学者认为，最终公布的普查结果，可能达不到学者和公众要求的那般具体。实际上，由于是按照8公里长、8公里宽方格进行粗线条取样检测，各地方政府选点和配合程度都可能影响到普查结果。无论如何，国家相关部门将首次初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的土地污染情况，这有利于相关对策的研究和实施。
原计划2008年底前公布此项调查结果，但至今未见公布。据悉，推迟公布主要是工作量和技术难度比预想的要大好多，并且，调查数据究竟公布到何种程度也需要权衡。据悉，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最终可能只有污染土地的概数，而不会公布具体污染地点、污染源等。
学者的尴尬
近年来，中国也在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攻关，并初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经过多年研究和实验，陈同斌于1999年找到一种可以大量富集土壤中砷、铅等重金属的植物——蜈蚣草，用于被重金属污染农地的修复。
此外，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潘根兴等学者试图在不弃耕的情况下减轻稻米等作物的污染，具体做法是用特制营养液降低水稻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附量。还有学者致力于稻种选择和培育，试图在污染土地上种出重金属不超标的大米。
虽然之前的研究获得科技部和中科院的支持，但直到2009年，陈同斌的技术才真正在国家扶持下开展较大规模的示范应用，且至今还未见地方政府决心在农地上大面积推广。
当然，这些方法的推广确实多少存在一些现实障碍。其中，蜈蚣草修复土壤，需要金额较大的前期投入，而农民短时间内又得不到满意的收入，甚至没有收入，因此在很多农地上难以实现；其他技术，要么在污染严重的土壤上几乎不可能实现，要么新的稻种产量又难如人意。
对于学者来说，挫折并不可怕，但他们的研究并不被污染地区的政府所重视才真正令人忧虑。他们自嘲是在“自娱自乐”。
这10年间，陈同斌反而一再被各个城市的领导请去，帮忙处理城市扩张、工厂搬迁后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问题。而这些土地上，未来将建成各类商业和住宅地产。
同样，潘根兴教授致力推广的通过营养液减少水稻镉吸附的技术，少有地方政府感兴趣。但时不时，他也会成为某些政府领导的座上宾，政府希望他能写报告，将某片城郊耕地形容为无法修复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以便改变土地用途进而扩张城市。
多位学者认为，不少地方政府试图利用耕地污染进行土地变性，对真正的污染土壤和稻米则缺乏修复的动力。
作为学者，陈同斌和潘根兴事实上更为关心中国上亿亩被重金属污染土地是否得到真正重视，土壤修复以及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是否得以科学推进。但他们暂时还未能看到太多希望。
政府决心是关键
学者见到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由于污染主要是前任政府造成，各地现任政府更愿意选择逃避责任，而不愿直面问题。导致问题堆积，伤害继续，以及新的污染仍在形成。
短时间内破解土壤污染进而改变稻米污染现状，是不现实的。但学者指出，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一定要重视而不回避，如此才会有真办法。而且，中国现行体制决定，单靠农户无力改变重金属土壤污染和稻米污染现状，所以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
潘根兴等人认为，在土壤修复和稻种选育等方法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形下，政府至少从三个层面大有可为：
在污染区民众身体健康层面，政府起码要搞清居民身体状况，该救治的要提前介入，并不严重的也要告知真相。
在膳食结构层面，起码要补贴给污染区农民部分正常的大米，平时也要设法减少他们对污染大米的摄入量。实际上，严重污染区农民的食用大米，应该完全由非污染区供给。
在土地治理层面，对污染土地要努力修复，有条件的弃耕治理，无条件的改变种植结构，如种植一些不作为食物的经济作物，例如树苗、花草等。政府起码可在污染区与未污染区间实现作物统筹。
有学者近年在推动中国为土壤污染立法，国家也在进行相关考虑。但也有学者认为，立法不是关键，因为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仍未能控制好污染，而美国仅有几部，就基本管好了。所以，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才是关键。
宫靖，《新世纪》周刊记者
原文刊于2011年2月14日《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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