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作物已经占据了美国棉花、大豆和玉米种植的主导地位，三种作物都达到总种植面积的85%以上。
这些转基因作物中的大部分都具有抗除草剂性能，既能除掉入侵性杂草、防止作物损失，又能避免作物受到农药伤害。
在理论上，这一方式能减少农药用量，为农民省钱；还能减少过度使用化学物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也就是减少野生动物的死亡。
无论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在美国的引进，特别是由孟山都公司开发的抗草甘膦（Roundup-ready）作物大行其道，带动了农药用量的下降。
但是，华盛顿州立大学查尔斯·本布鲁克最近的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与抗除草剂杂草的增加以及为了控制它们的农药用量之间是成正比的。
各家生物技术公司都承认最近五年来除草剂的用量的确开始增加，但它们否认原因在于转基因作物。
来自一家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咨询公司PGEconomics的格兰汉姆·布鲁克斯表示：“过去五年中美国除草剂用量呈增加趋势，原因之一是农民遇到了抗草甘膦杂草的问题，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这个问题与转基因作物无关。非转基因除草剂的抗药性问题一样严重，甚至更严重。”
“超级杂草”的崛起
就在媒体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以及像孟山都这样的生物科技巨头控制种子市场的时候，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杂草抗药性问题，即所谓的“超级杂草”已经悄然进入人们的视野。
据国际最新抗药杂草调查估计，美国目前被抗草甘膦杂草入侵的耕地有约1600万英亩。而同时也在美国为“有机中心”（the Organic Centre）工作的本布鲁克认为这一面积更可能高达6000万英亩。
他预测说，未来两到三年，美国将有三分之二的农田染上抗草甘膦的杂草。他还说，转基因企业应该更公开地承认美国大规模转向依赖草甘膦农药的转基因种子的负面因素。
但生物技术企业不以为然，声称杂草抗药性的问题被“小题大做”了。
布鲁克斯估计，美国存在杂草抗药性问题的农田只有5%到10%，远远低于本布鲁克的预测。他还说：“如果这真的成了农民的一个大问题，他们早就把转基因作物扔到一边了。”他认为农民在过度使用农药和没有进行正确农田管理方面确实要负责任，还认为农民应该开始考虑在数年内种植非转基因作物，以便遏制杂草抗药性问题。
对全球农业来说，关于转基因作物确实给农民带来麻烦，迫使他们使用更多农药的说法已经成了对抗转基因技术的一个有力论点。
“转基因作物的问世彻底改变了对杂草的控制……将杂草抗药性从一个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农民们的全球性危机。”本布鲁克断言。
他还说：“在农业历史上，从来没有对哪种除草剂的抗药性传播得这么远、这么广、这么快，并且给农民和农村社区带来了如此复杂的经济和环境后果。”
针对自然的“军备竞赛”
生物科技游说集团“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坚定地支持生物技术的环境效益及其在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吃饭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生物技术企业都在忙着开发更强有力的化学品，以铲除那些对现有农药具有抗药性的杂草。陶氏公司准备培育一种新的转基因作物，抗一种以在越战中极富争议的橙剂为主要成分的农药。
陶氏公司说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维持粮食产量至关重要，“多年来农业除草剂的使用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如果没有新的农业技术来遏制抗草甘膦杂草的话，农药的用量只会更加不可收拾。”
面对药性越来越强的农药“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著名科学杂志《自然》对其长期效果也持怀疑态度。
“由于过去十年中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作物和类似转基因作物的广泛引进，农民可以更随意地使用草甘膦，杂草抗药性问题已呈愈演愈烈之势。”2012年5月《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如是说。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学家马特·里布曼也表示：“要维持下去的话，普遍的做法是改用另一种除草剂和转基因作物。许多分析都认为这种方式非常短视，而且注定失败。”
本布鲁克和同道们的解决方法不是研究更多的化学农药和转基因作物，而是摆脱单一栽培和对转基因技术的依赖。他说，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作物造成了对“单一杂草治理工具——草甘膦除草剂的过度依赖，”是一种“坏”的杂草治理方式。而且这种技术助长了农场扩大化、单位产量人力减少化的趋势，这也是不利的，至少在某些人看来如此。它促进了专业化，但却削弱了耕作模式的多样性。
“简而言之，农民们必须实现杂草治理工具和手段的多样化。要减少具有抗药性的杂草和害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运用轮作，每季种植不同的作物，使用不同的耕作技术，打破有害植物和昆虫的循环。另一种常常被忽视，就是一块地喷多种除草剂。农民们不应该年复一年只用草甘膦，而是应该将多种除草剂混合使用，这样杂草种群就会面临作用模式截然不同的除草剂，难以产生抗药性。如果玉米和大豆生产者每三年只用一次草甘膦的话，很可能就不会产生杂草抗药性问题了。”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