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在60年的草业科学研究中发现：当中国的饮食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偏重耕地农业、强调“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思维，导致大量粮食作为饲料使用，造成极大浪费。
中外对话：您为什么认为中国农业系统正面临最危急的状况？
任继周：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和食品需求结构趋势背离，2/3以上的粮食正在被用来养牲畜，玉米、大豆已经成为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料，浪费极大，农业生态代价极大，而且违反家畜的生理需求，家畜代谢病多发,如营养不良、消化系统紊乱等。农业结构应该与食物需求吻合。
从1985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消耗羊肉、牛肉的数量变化不显著。但是，禽肉的人均年消耗量从不足5kg上升到20kg左右，猪肉从15kg左右上升到40kg左右，奶类从不足5kg上升到近35kg，口粮消耗却画出了显著的下降曲线。
因此不难想象，中国的饲料需求在大幅度上升。美国现在养猪约六千万头，而中国人养了6亿头猪。中国的饲料消费2010年已经涨到了4.92亿吨。过去五年，中国玉米的进口量增长了104倍，苜蓿干草进口增长了22.5倍，大豆进口增长1.5倍——主要是因为饲料需求。所以说，粮食紧张，紧张在饲料。
中外对话：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农业结构，为什么在今天遇到这么大的挑战？
任继周：肉类和奶制品的增加，是现代社会饮食结构的普遍规律。国务院农业经济研究中心黄季焜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在2010年摄入动物蛋白质的水平，相当于韩国在1986年、日本在1961年的水平。
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粮食安全，其实人的口粮需求在逐年下降。中国1986年人均口粮为207.1kg，2010年下降28.5％。与此同时，人均猪肉消费从16kg左右涨到了37.5kg，按照生产1斤猪肉消耗3.5斤粮食计算，吃肉消耗的食物当量是每年131.95kg。城镇人口的年口粮消费只有农村人均年口粮消费的1/2。城镇化成为口粮需求下降的重大动力。
日本和韩国同为东亚国家，饮食传统和中国类似。从它们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动物产品人均消费量将在未来15年～20年内保持较快增长，然后还将进入一段相当长的缓慢增长时期。因此，牧草（含饲用植物）的需要量还要增加，压力今后会更大。照这样下去，将是中国耕地农业难以承受的压力。
中外对话：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
任继周：就畜牧业的形态来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的农业产值，还是以种植产值为主。中国过去就有“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农业思维。在上千年的小农经济历程中，养猪的一大功能是积肥，而养牛主要是为了耕田。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有“保护耕牛”的法令，非老弱病残的牛，不能宰杀。这个系统我们称为“粮–猪系统”。
而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饮食结构就偏重于肉蛋奶，其牧业产值普遍占农业产值的50%以上。他们使用的饲料，70%以上来自牧草，而中国的情况是：70%以上依靠粮食。比如在新西兰，90%的饲料来自牧草；在美国，70%来自牧草。
中外对话：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了“以粮为纲”、以植物性为主的饮食结构，现在面临食物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
任继周：相对来说，草地农业更适应这种食物结构转变的需求。适当发展草地农业，可以粮草兼顾，生产与生态兼顾。有别于中国的农业传统形态，它能够承担更多的肉类养殖功能。但“以粮为纲”的传统思维，让中国农业转型起来尤其困难。
草的首要优势在于生物量。种草的生物量（单位面积土地上生产的有机物质总量）高于种粮食三到五倍，产出的蛋白质更是多四到八倍。
对缺水的北方来说，每生产一顿粮食，需要1000吨水，如果从北方运粮到南方，就等于从北方搬水到南方去，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很不合算。
今天我们不但面临北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南方红壤地区水土流失、西南岩溶地区的石漠化等，普遍的农业面源污染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充分利用南方的水热资源更多地种草养畜，综合成本要比农田低很多，还有助于减少耕地农业的巨大环境代价。
我们的担心是：片面理解粮食安全，一味只抓粮食产量，忽略食物结构变化带来的需要，不但造成浪费，而且环境代价巨大，得不偿失。如果一边是中国人需要吃掉越来越多的肉蛋奶，一边是力保粮食产量、大量粮食用来喂猪喂牛，这样的粮食结构只会越来越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