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登上权力的中心。这一事件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改变世界的现代历史事件之一，其重要性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相提并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无疑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变，开创了一个以快速工业化为目标的强势政府为主导的时代，而毛泽东的这一目标得到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历任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贯彻执行。
但中国领导人实现工业化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之初，在经历了几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百年来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之后，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另外，作为美国朝鲜战争（1950年到1953年）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封锁使苏联成为中国获得外部贷款、拨款和援助的唯一来源。
新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恶化，历史学家马克·埃尔文称之为“三千年来不可持续开发”的结果。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已经被毁，以便为农耕腾出土地。到1949年，中国境内仅剩的森林均在东北三省以及云南等西南省份。
长期破坏环境的历史
加剧中国环境挑战的因素中最严重的莫过于耕地肥力的下降。所有农作物生长都会消耗土地中重要的营养元素，特别是氮、钾、硫。中国农民世代以来开发出各种方式将营养素归还给土地，从收集动物粪便和利用植物废料制作堆肥，到收集并处理人类粪便（所谓“夜土”）。
虽然有上述种种创新，但到20世纪初期（或许更早），中国大多数耕地已经基本失去重要营养素，氮元素缺乏尤其严重。到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之时，农民利用现有方法已经无法增加粮食产量。这意味着不仅无法生产出充足的粮食来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无法保证日益增加人口的温饱。
但是当时，农业领域的盈余是支持中国工业化的唯一资本来源。由于中国没有渠道到外国市场购买新上市的化肥，也没有技术在中国境内建设化肥生产厂，物质条件的约束限制了农业对中国工业化贡献的程度。
这些物质上的约束很好地解释了共产党在执政的头三十年里所开展的各种运动。新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快速推进集体化农业生产不仅可以释放农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更可以在不需要化肥的情况下提升农业生产力。而地方领导人亩产万斤的夸张报道导致了1950年代末灾难性的饥荒。
为了鼓励农民苦干实干而发起的一场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增加了农业生产力，但很快就陷入了低潮。这样一来，农业产出的实际增长只能靠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而这就意味着将农业生产活动推向本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区。
甚至在十八世纪末清朝的鼎盛时期（1644年到1911年），中国农民就已经开始挺进边缘地区，并且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负面环境影响。到共产党人建立政权，山坡、干旱的草原和热带森林都已经消失。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向更加边缘的地带扩散，从而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毁林、土壤流失以及河谷和水道的淤积。新中国延续着几百年前始于清代的环境危机。
就中国人与中国环境的实质关系而言，1949年并不是一个分水岭，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个趋势的延续。
由于贫困、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国际上的孤立，中国除了专注于尽快发展农业之外别无选择。1949年，中国全国只有两座化肥厂，几乎没有农场拥有机械设备，并且既没有电，也没有水泵用的小型发动机。但是农业和农民却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向现代工业化转型的厚望。当然，这意味着自然环境也需要付出代价。遗憾的是，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现代化肥所致。
打破“营养障碍”
阻碍中国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障碍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后正式解除。此次访问后不久签订的首份商业协议就是中国给世界上十三家规模最大的人造氨化合物生产商开出的氮肥订单。中国又在20世纪70年代出资购买了化肥生产设备，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具备了自主生产化肥设备的能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基本实现化肥自给自足，并在世纪之交开始出口化肥。
中国打破了“氮肥障碍”，通过大量施用化肥实现了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但这种方式本身也造成了污染和环境损害。农业上的突破适逢中国改革时代的开始，并为推动中国接下来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必须的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如今中国和世界仍然感受着这种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并且种种后遗症短期之内不会消除。有朝一日，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显著转变或许将被视为比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本身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更深远影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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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