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留在乡村的老人、儿童，以及照顾他们的妇女群体成为我们通常而言的农村“留守人口”。他们被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所忽略、抛弃，鲜有从中受益。但是，“留守人口”这一称谓是否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支持这一群体？我认为，作为留守人口群体的核心，留守妇女并不应仅仅被视为城乡人口流动进程背景下被动的受害者，相反，我们应转换角度，审视并改善她们的社会处境。
留守人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增长、现代化和整体发展成绩显著。毛泽东时代农民革命运动中农民主体地位已经成为过去时，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被视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落后群体，在政策引导下大量流动进城。随着时代推移，这一观念和实践显然被推崇至主流观念，人们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进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唯一方向和出路。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农村和农业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遭受遗弃。著名学者温铁军将其归纳为“三农问题”，即农业生产力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过低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具体而言，发展主义导向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青年男性及其他劳动人口纷纷进城，进入工厂打工，或是在建筑和服务等行业务工，而其留守在农村和土地上的家人，即年迈的父母老人、年幼儿童子女以及承担照料老弱的妻子——农村妇女。这些留守在乡者，显然无法获得高薪就业机会，也难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活动。这进一步致使留守群体收入受限，更阻碍了农村地区的长期繁荣和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留守人口群体逐步得到个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被称为“留守”人口，这一称谓不仅因其留守在农村，更基于其被视为现代化进程和发展过程中的“留守”群体。
21世纪初期以来，这些“留守”人口的群体特质和所处困境逐渐成为不少学术研究的焦点，并由此推动了各类政策的出台，以解决这一群体面临的问题，以及留守现象下的“空心村”问题。这些政策和相应举措对于解决农村“留守”人口及相应社会问题意义重大，为解决城乡不平等和发展不均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急需的公共资源。然而，我认为，关于留守人口问题的主流学术研究，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适得其反。我们需要转换视角，重构一套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基于对剥削农村妇女行为的女权主义批判为切入点，我呼吁开展关于中国留守人口问题，尤其针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更为深入且批判性的性别研究。
农业女性化现象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伴随男性为主的农民工大规模涌向城市，农村妇女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责任。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相反，它是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并被称为“农业女性化”现象。然而，在中国，主张新自由主义发展话语和父权制假设（主要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权威观点却对女性劳动力在中国农业生产中日益提升的贡献提出质疑。对于持这一观点者而言，农村女性所从事的农业相关的工作常常是隐形的，付出是被忽视的，因为这些工作大多是农村家务劳动和其他无偿、非现金和以家庭事务和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工作。但是随着相关研究增多，那些坚称中国并不存在“农业女性化”现象的权威人士也不得不接受了中国同样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业女性化现象的现实。因此，提高社会对“农业女性化”的主流认知成为了中国“留守妇女”研究一大重要贡献。
然而，我们更应立足长远并认识到，农村妇女并非仅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的纯粹被动受害者。所谓“留守人口”这个概念，以及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执着于强调其生活的窘困和孤苦，实则强化其被“赋予”受害者的身份，促使社会忽视这一群体的成就，降低其行动的重要性，甚至抹杀其自我赋能的努力。这并不是说，是研究“留守”人口的学者及其研究促成了这一群体的痛苦和困境，更不是说开展相关研究的学者的初衷不善。而是说，除了仅仅为这种“留守”困境感到惋惜外，我们还应从根源上审视和改变我们长久以来用于解读“留守”妇女问题的诸多惯有基本概念和术语。
我认为，在农村妇女的角色定义问题上，我们必须改变侧重点，即从视其为“留守人口”转变为“领导者”，即主要贡献于对抗流离失所与社会歧视和边缘化、保卫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保障农村卫生和促进乡村振兴和繁荣的“领导者”。正如联合国食物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弗·德·舒特所说：“赋予农村与家庭妇女权利、消除饥饿的最好方式就是帮助她们清除掌控自我人生的障碍”。但是，这基于社会认识并支持她们为掌控自己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并将她们视为当前一系列围绕农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等社会生态活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力量。
农业活动的女性领军力量
在中国，针对食品安全危机而出现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和回应为构建这个新框架体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机或绿色农业生产理念和实践的广泛扩张推动了中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发展，而这其中有不少杰出的女性项目领导者。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分享收获的掌柜石嫣，以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她们都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在中国有机和农业生态行动实践中发挥着领导力量。当前中国最成功的生态农业合作社——蒲韩乡村社区是由当地农村教师郑冰发起和领导的，而她也被誉为中国的“农场教母”。并且，蒲韩合作社的运营几乎大多由女性负责的。
此外，女性学者和农民群体之间的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科学院的宋一青教授就是一位与广西农村合作社合作组织农民参与式育种行动的先锋，而这个合作社主要也是由女性领导，核心成员几乎全部为女性。同样，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教授也在建立中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无公害”大米生产及相应城乡互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项目之后，近年来她在其家乡河南省豫西地区成立了弘农书院，进行食农教育，并为参与和组织相关活动的女性提供文化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和农业培训知识。
在为期四年的博士研究中，我选取了在宋教授和何教授参与式发展项目的两个村庄，研究这两个地区“自下而上”的食品安全行动及面临的困境。通过实地调研和参与式观察，我发现广西参与式育种及产销合作社的成功和成就，不仅源于宋教授的支持，更有赖于该村农村妇女领导人物陆荣艳的努力坚持，以及当地多名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河南的弘农书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不仅体现在何教授的带领和引导，更体现在通过书院活动及对外互动，促使当地年轻、害羞和被外界普遍认为僵化的农村妇女成为勇于发声、充满活力，主持社区合作社和当地合作联社发展的领袖角色。
陆荣艳和与会者分享她的育种经验。图片来源：张丽
虽然上文列举了不少女性领导力量的案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所有的生态农业和粮食主权行动都是由女性建立和领导的。我也不认为这些行动都是完美的、成功的，更不是说中国所有此类行动都只能靠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完成。事实上，大多数中国社会生态食物生产是由数百万农村妇女在数不清的田间地头和自家庭院地块里完成的。她们承担着照顾家庭和田间劳作的“双重负担”，用一双充满慈爱的双手为在城里的子女和亲人献出这些自然的馈赠。通过这种形式，她们肩负并领导起了保卫食品安全的“自下而上”的行动。
中国农村的这些诸多无名女英雄需要的远不是简单的同情，甚至偏见。她们维持有机、生态农业、培育替代食物体系和自我赋能的各种努力应该得到认可、鼓励和支持。
超越“留守”概念
“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概念显然成为中国主流媒体报道的重要术语，并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这种话语和社会观念带来的屈辱感和受害感易于掩盖这个群体的真实状况。因此，我们应尝试摒弃这种描述性的研究范式，构建更有为成效的框架体系，认识到这些群体和个体，尤其是乡村女性群体，在对抗城乡不平等、推动社会与生态深刻变革方面的努力。农村妇女不是“留守”群体，她们应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农业生态转型的领导者。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