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开始在东非大量繁殖的沙漠蝗虫漂洋过海进入中东和南亚，并有向东亚进军的可能性。这使得正处在新冠疫情之中的中国公众格外警惕，掀起了讨论热潮。然而，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3月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再度入侵中国的草地贪夜蛾才是更加紧迫的威胁。经历过2019年的首次入侵，具有更大基数的草地贪夜蛾已经在中国安家繁育，大量出现于西南、华南地区的农田中。
从2月底，农业农村部就草地贪夜蛾防治连续发布文件、预警，其中也包括一份列有8种化学单剂、6种生物制剂和14种复合制剂的应急防治用药推荐名单。此后，农药板块的“草地贪夜蛾防治”概念股就保持着上涨趋势，数次涨停。有证券公司预测，今年的草地贪夜蛾防控行动将带动杀虫剂需求量上升，且其中主要为化学农药。
但必须注意的是，上述名单上的药物的功能仅仅是“应急”，而不是经常性手段。从2015年起持续推动化学农药减量的中国，已连续数年保持化学农药使用量负增长，且并未打算在面对严重虫害时放松环保标准。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朱恩林在去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该如何面对草地贪夜蛾防控与农药减量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充分使用生物防治技术，然后才是“使用低毒药剂”和“优化施用方法”。
步步紧逼的“行军虫”
来自南美州的草地贪夜蛾已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展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跨国界迁飞性农业重大害虫，肆虐全球100多个国家，在2018年进入亚洲地区。2018年8月，粮农组织曾发布预警，指出已经抵达印度的草地贪夜蛾将可能威胁亚洲数百万小规模农民的粮食安全和生计。草地贪夜蛾属于鳞翅目害虫，幼虫集体啃食作物并成群转移的习性为它们挣得了一个绰号——“行军虫”，而成虫昼伏夜出，一晚可以长途飞行长达100公里，天气适宜时甚至可以一晚跨海飞行数百公里。进入中国的是喜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在去年1月抵达中国后，短短8个月就入侵中国26个省，侵袭农田246万亩，一度迁飞至内蒙古地区。
而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2月21日，农业农村部印发《2020年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下称《防控预案》）指出，今年草地贪夜蛾将呈严重态势，且已在部分玉米和小麦田出现。从2月底到3月，农业农村部就草地贪夜蛾虫害连续发布四次警告。
经过去年的入侵，高繁殖能力的草地贪夜蛾已经在温度适宜的中国南方定殖，而且相比2019年，2020年中国的春天更加温暖湿润，适宜的环境条件使草地贪夜蛾越冬繁殖面积更大，繁殖速度更快。本地和外来虫源的双重压力使2020年的虫害形势更加严峻。
据《防控预案》披露，截至2月10日，西南和华南6省见虫面积就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90倍，草地贪夜蛾迁入各省的时间也会相应提前。牵头撰写《防控预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预测，草地贪夜蛾将会提前北迁，在6月就可以到达东北地区，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粮食产地。
非化学手段渐成主力
从70、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中国，农药使用量位居世界第一，水、大气、土壤都受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困扰。自2015年起，化学农药减量开始成为中国农业部门的重要课题。当年2月，原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药使用总量零增长的目标。这一目标已经在2016年提前完成，并且连续数年保持负增长。
面临这轮严峻虫害，中国政府在延续农药减量行动与发展非化学防治这一课题上，继续表现出积极态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月初发布的年度农村农业发展指导性文件“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及草地贪夜蛾防控问题，同时亦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
为了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保护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4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下称《条例》），在5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在总则部分就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生态治理、健康栽培、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同时提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的同时，鼓励它们使用绿色防控技术。
值得关注的是，对生物防治手段的重视也体现在中国牵头的草地贪夜蛾防治国际合作中。去年11月，在中国农业农村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昆明联合召开的亚洲区域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国际研讨会上，与会11国代表一致通过了《亚洲区域草地贪夜蛾可持续治理协作倡议》，其中的五项共识之一是“推动区域可持续治理”，各国同意“优先采取生物防治、天敌保护利用等措施，减少农药使用量和使用风险。”
在技术层面，非化学手段也得到了强调。前面提到的《防控预案》就提出要以“理化诱控”、“生物生态控制”等手段优化技术。前者指以诱虫灯、性诱捕器以及食物等诱杀害虫，或干扰其繁殖；后者则指使用白僵菌、绿僵菌、核型多角体病毒（NPV）、苏云金杆菌（Bt）等生物制剂，以及夜蛾黑卵蜂、螟黄赤眼蜂、蠋蝽等天敌来控制草地贪夜蛾。而对化学防治，它则强调要进行“挑治”、“点杀点治”，以及不同药物的交替轮换。
综合性的防治手段在实践中效果最佳。就是在使用物理、生物防治等手段的同时，少量精准地使用化学药剂，巩固效果。广西农科院玉米所植保专家唐照磊博士
广西农科院玉米所植保专家唐照磊博士从去年起就在一线从事草地贪夜蛾防治工作。他告诉中外对话，综合性的防治手段在实践中效果最佳。他所说的“综合性”手段，就是在使用物理、生物防治等手段的同时，少量精准地使用化学药剂，巩固效果。据他所知，目前在广西以阿维菌素、核多角体病毒为代表的生物农药，在草地贪夜蛾防治中使用比例相当可观，能占到总体用药的60%~70%左右。生物农药不但使用量已经超过化学农药，还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他说，化学农药的很多缺点，比如连续使用后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对环境的危害大，以及难闻的气味等，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毒、低残留、刺激性气味小且具有良好防治效果的生物类农药。
农业生态学学家、前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骆世明则向中外对话指出，一般来说常规化学农药应当是所有物理和生物防治手段无效之后考虑的最后手段。在他看来，加强预测预报体系有可能避免出现害虫突发事件。在预报发出后，通过及时运用诱虫灯、体外性激素、陷阱植物、害虫天敌、害虫致病菌等非化学手段就有可能避免大面积爆发。
生态防治的“公益性市场”
生物防治手段近年来在果、菜、茶作物上推广效果良好，但目前在种植面积更大的粮食作物方面，却始终存在推广难的问题。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刘玉升预测，如果全面推广生物防治，将会使化学农药用量减至当前用量的20%左右。
虽然绿色、生物防治技术在中国曾经是常规植保手段。但经过数十年的化肥农药滥用，它们的复兴还需假以时日。骆世明认为，相比施用化学农药，生物防治维护了很多属于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然而在传统的市场上却很难获得回报，因此要让广大农业经营者愿意接纳生态环境友好的生物防治技术，需要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撑，也需要政府助力生态友好产品市场的开拓。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豁也告诉中外对话，依靠市场机制是很难实现生物防治手段大面积推广的，这需要政府将其当做“公益性产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
“不同害虫有不同的天敌，目前国内能够量产的天敌种类和数量都太少。另一方面，十分依赖化学农药的农民们还不了解生物防治，很难一下子让他们接受这种方式。”广西南宁合一生物防治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一林告诉中外对话，他的企业正致力于培育螟黄赤眼蜂、夜蛾黑卵蜂等草地贪夜蛾的寄生性天敌。
事实上，这种构想已经体现在制度层面。5月1日生效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提出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并鼓励它们使用绿色防控技术。
宋一林的企业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在向政府出售植保服务，这包括虫害监测、天敌释放与人工服务等一整套服务。他告诉中外对话，目前合一生物一半以上的营收来自于广西当地植保部门的政府购买，仅去年就有2000万左右的营业额。“几十亩几百亩的小农户我没法卖给他，要有千亩级成片的农田同时投放才有用。政府购买后在当地推广投放，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觉得天敌比（化学）农药好用，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技术。”宋一林说。他希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中写入政府购买服务写入的内容，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广生物防治技术。
刘玉升团队正在研究培育的蠋蝽，俗名“臭虫”，也是草地贪夜蛾的主要天敌之一，连同瓢虫等其他天敌，他们正在直接销售给一些保护地的菜农和果农。他认为生物防治市场是有潜力的，但是政府购买只能在现阶段起到一定推广作用，从长远看，还是应该以市场机制为主要的推广途径，只有建立起生物防治的真正的市场，真正提升生物防治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成本，满足市场的多样化要求。
但严峻的虫害并没有留给人们太多犹豫的时间。有专家认为，气候变化趋势之下，全球都需要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虫害爆发风险，严重虫害可能成为更加“日常”的现象。骆世明认为，虽然目前通过非化学手段进行防治在技术层面是可行的，但全面推广生物防治手段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可能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