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播客：中国庞大的水产养殖业

龙美诗：欢迎收听《1986》系列节目的第三集，我是龙美诗。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国如何在1986年改革开放期间通过了《渔业法》，以及如何打破过度捕捞带来的恶性循环的故事。

先回顾一下第二集。

曹玲：从2020年起，长江将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

约翰·弥米卡基思：他们还在推动减少作业渔船总数。中国拥有大约100万艘作业渔船，而全球作业渔船总数是400万艘。也就是说，中国渔船数量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大多数都在中国内水作业。

龙美诗：1986 年，中国通过了《渔业法》。自此，中国的渔业从木船进化至机械化拖网渔船，从集体化到商业捕捞的转变。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从2002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水产品出口国。但是，中国渔业的成功也正日益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威胁。

在第三集中， 我们将聚焦水产养殖，看它如何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下挣扎，以及它为何让中国沿海的过度捕捞问题进一步恶化。

王松林：我认为中国水产养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淡水池塘养殖，这是有历史记载为证的。 

龙美诗：这位是青岛海洋生态协会会长兼Ocean Outcomes中国项目负责人王松林。他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拥有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十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海洋保护。松林告诉我，尽管中国的淡水养殖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海水养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随后中国在七十年代迅速赶上，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带、海藻、贻贝、牡蛎和蛤蜊养殖。

王松林：八十年代，中国水产养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从利润的角度来说，是在对虾养殖。接着扇贝被引入中国，带来了另一场大的突破。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海水养殖的推动力变成了多种有鳍鱼，包括大菱鲆或者偏口鱼这样的比目鱼以及九十年代末、21世纪初的大黄花鱼、海鲈、美国红鱼、 鲳鲹鱼和石斑鱼。 

龙美诗：海水养殖的鳍鱼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菜市场很受欢迎。大陆人和很多香港人仍然每天光顾海鲜市场去买海鲜。今天的亚洲高端餐馆都有活鱼和贝类水箱让顾客选择食材。 

伊冯·萨多维：从消费者角度，他们愿意花钱用高价买一些更有价值的鱼类，我这里说的「有价值」是指消费者认为它们美味，现在他们的消费能力也逐渐提升。对生产者来说，就意味着生产这些有价值的鱼类利润会越来越高。 

龙美诗：这位是香港大学生物学系的伊冯·萨多维教授，她25年来一直在研究亚洲的海洋问题。 

伊冯·萨多维：例如，对中国大陆来说大黄鱼是最重要的鱼类之一，石斑鱼在华南也久负盛名。 

伊冯·萨多维：如今随着对这些鱼种的需求增加和野外自然种群的数量减少，为了增加供应，人们对发展渔业养殖或增殖的兴趣浓厚，而且也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现在人们仍在捕捞，但同时也在进行渔业增殖和养殖，同时两手抓。

龙美诗：“海洋牧场”是水产养殖的一种，在开阔海域划出的一片水域中进行，需要建设人工渔礁或幼苗的增殖放流，以促进海洋有鳍鱼和贝类的生产。但在大量生产海洋有鳍鱼方面仍然存在根本问题。 

伊冯·萨多维：我们如今在黄鱼和石斑鱼的养殖和增殖方面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重大挑战。它们都是吃鱼的鱼。它们的食物中需要来自鱼类的优质蛋白质。 

因此，我们在掠食性鱼类养殖中面对的一个大的挑战是它们需要很多饵鱼才能生产出一个单位的可售鱼。 举个例子，我们用“饲料转化率”这个专有名词来描述上述挑战，具体到黄鱼和石斑鱼，我们需要大概6-10公斤野生的饵鱼才能生产出一公斤供食用的鱼肉。所以这是用一种很低效的办法把从海里获得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可以从海鲜中获得的蛋白质。

龙美诗：因此，中国海水养殖大黄鱼的问题在于它们需要吃5-10倍的鱼才能达到成熟。实际上，绿色和平组织估计中国养殖的大黄鱼每年要吃掉超过48万吨的饵鱼。 

周薇：2016年我们决定做一项研究。我们走访了22座渔港，请渔民们估算一下幼杂鱼在其总渔获中的比例。我们也提取了一些样本，拿到大学请专家确定一下种类。

龙美诗：周薇是绿色和平的一位海洋项目负责人。她曾经在青岛和南京两地的知名大学攻读了八年的环境科学专业。她讲述的是绿色和平去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幼杂鱼”的研究报告。渔民捕到的大量“幼杂鱼”，要么被倒掉，要么作为鱼饵料被卖掉。 

周薇：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总渔获量的30%都是幼杂鱼，也就是说全世界捕到的幼杂鱼有400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日本一年的总渔获量也就是400万吨。

另外75%的幼杂鱼都是经济鱼类的幼鱼，它们并不是小鱼，只是没有机会长大。这种捕捞行为只会让过度捕捞问题更加严重。 

龙美诗：所以“幼杂鱼”让中国业已存在的过度捕捞危机更加严峻。还记得在第二集中我们讨论过中国渔民的燃料补贴吗？事实表明，由于渔民们依靠这些补贴为生，即便渔获量很小他们仍然每天都出海捕鱼。因为幼杂鱼作为水产饲料有些价值，他们不是将其丢回海里，而是自然而然地拿去卖掉。

伊冯·萨多维：其实这有多种解决办法。 

龙美诗：伊冯·萨多维提供了一些看法。

伊冯·萨多维：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是如何养殖或增殖更多这些以鱼为食，有经济价值的鱼呢? 办法有好几个。一种可能是开发出不必依赖野生鱼的饵料。比如我们可以从陆上种植的原料中通过人工方式获得某种蛋白质——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到，因为这些鱼需要从海鱼中获得特殊的蛋白质。但我相信未来可以找到这些特种蛋白质的新来源。另一点是我们必须郑重地重新思考哪些才是海水养殖或增殖的最佳鱼种。由于饵料问题，或许我们不能只考虑养殖掠食性鱼类，而是要考虑罗非鱼这种依靠植物为生的鱼类。我们可以种植饵料，甚至可以让它们自给自足。

龙美诗：中国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韩寒：我是韩寒，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China Blue）（简称“智渔”）创建者兼主任。我们是一家海南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中国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我想我们可能是唯一一家关注这些问题的地方NGO。

龙美诗：智渔倡导成立了“海南罗非鱼可持续发展联盟”。这是中国唯一一家倡导可持续水产养殖的行业协会。 

韩寒：要我说，罗非鱼的饲料转化率比三文鱼和海鲈等欧洲和西方国家普遍养殖的鱼都要低。

我们已经看到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等中国西南地区对罗非鱼的需求特别大，那里的人真的很喜欢吃这种鱼。他们有各种方法做罗非鱼，有烧的、烤的、或者是涮火锅。 

龙美诗：除了传统的“生鲜市场”，中国连锁餐厅和加工食品对冷冻白肉鱼的需求都大大增加。但中国的国内需求并不是推动海南岛罗非鱼养殖发展的唯一原因。

韩寒：对中国来说，罗非鱼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华南的一大产业。我想它至少是中国对外出口量最大的鱼类。

龙美诗：中国占全球罗非鱼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2016年出口了约200万吨。 

韩寒：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罗非鱼也能成为亚洲的三文鱼产业，像三文鱼已经成功地商业化，为普通家庭提供优良蛋白质。罗非鱼具有和三文鱼一样的巨大潜力，问题只是如何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产业体系。

龙美诗：智渔目前为40多家试点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这些都是其海南罗非鱼可持续发展联盟的成员。 

韩寒：但你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几乎90%的罗非鱼都来自小规模的养殖户，可能是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照顾着两三个面积不超过10到15公顷的鱼塘。因而几乎所有养鱼户都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他们无法直接获得市场信息。

让我们再回到养殖户们为什么使用抗生素以及别的不良材料和不良做法的问题。我认为这真不是他们故意的，而是他们就被置于那样一种体系里。这其实是因为商业投资者钻了发展中国家管理松散的空子。

龙美诗：食品安全和水质污染已经成了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大问题。小型养殖户的鱼塘里往往养殖密度过高，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收支相抵，而且还不得不使用抗生素。 

韩寒：这些鱼基本就是养殖户的全部家当，为了防止它们得病或死亡而用上任何可能的办法是人之常情的。

在谈论环境可持续性的时候，我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经济可持续性的问题。可以说，如果经济上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你根本不可能会去回答或解决环境或社会可持续性的问题。 

龙美诗：我们在开头用了曹玲的一句话: 「从2020年起，长江将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

政府如今正在关停污染长江的小型水产养殖场，并且给予他们的补偿，让他们从事其他生计。毫不意外，这会引起一些冲突。在海南岛，官员们鼓励大型养殖场配备水处理设施，并对养殖场和孵化场进行检查。正如中国的老话，一切要“慢慢来”。

中国只有20%的水产品来自内陆养殖场，全国一万家左右的水产加工企业中，大多数用的都是海洋水产。世界银行预计，十年内中国的水产消费将占全世界的38%。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让我们问一下王松林…… 

王松林：专家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水产养殖正面临第六次突破，其主要驱动力就是海洋牧场。

龙美诗：海洋牧场，就是把中国沿海的水域出租给私营企业、国企和政府机构在海里养殖水产。中国将怎么做呢？请关注1986的第四集。

《1986 》系列播客节目由“可持续亚洲”和“中外对话”联合制作。

《1986》由龙美诗创作并编写脚本，中文版本由区玮恩制作。特别鸣谢林丽婷， 约翰·弥米卡基思和吉尔·巴克斯特。感谢卡森·朗和金赛·朗为节目提供的美术设计。引言和结语部分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均由亚历山大·莫贝森利用回收废弃物改造制作而成。最后也特别感谢本系列播客节目的中文配音孔宪晖、 陈彤、区玮恩、郑逸雯、郑阳和王宇阳， 谢谢大家收听。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