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油被认为是排名牛肉、大豆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毁林驱动因素，同时棕榈油主产区东南亚又有着世界上碳储量和生物多样性都最丰富的热带森林。尽管中国不生产棕榈油，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下，作为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无法置身于棕榈油可持续性问题之外。
世界上最主要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组织“可持续棕榈油圆桌”（RSPO）七年多来希望提升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市场的比例，并制订了到2020年底之前RSPO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占中国全部棕榈油10%的目标。但现实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4月的数据显示，这个比例还不到2%。多位来自企业、政府、NGO的专家向中外对话表示，中国企业接受可持续棕榈油进程缓慢，因为多方的努力尚未形成合力，也缺乏一份清晰的实现突破的路线图，但相关讨论已经展开。
国际认证难获突破
RSPO成立于2004年，当时快速增长的全球棕榈油需求在两个主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缺乏有效的环境监管的情况下导致严重的毁林和社会矛盾，西方民间社会对向两国进口棕榈油的企业予以抨击和抵制。在这种局面下，联合利华、油脂加工巨头AAK等跨国公司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共同成立了RSPO，试图以国际认证来回应行业面对的环境和舆论挑战，以私营部门倡议来弥补生产国国家监管的滞后，从而实现市场转型，让不再破坏生态系统，并尊重劳动者和产地社区的权益的棕榈油生产成为常态。
尽管有种种不足，RSPO是当今世界上主导性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体系，经过其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5，欧盟进口的棕榈油已有接近九成得到RSPO认证。随着可持续棕榈油在欧盟这个世界第三大市场实现主流化，前两大市场印度和中国的转型日益关键——如果这两国不扩大可持续棕榈油使用，那么棕榈油生产仍将包含大量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2013年，RSPO和当时商务部旗下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它正式进入中国。2018年，RSPO和WWF北京代表处联合一批包括贸易商、加工商、零售商和银行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成立了“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CSPOA）联合开展倡导工作。这个联盟目前有15个成员，但基本都是跨国企业，其自身供应链已经有较高的认证比例，或是具有雄心的可持续承诺。但是中国本土企业对可持续棕榈油的接受度依然很低。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尚未找到“迎风面”，难以起飞。
走出“囚徒困境”
杨佳明曾在一家国际认证机构负责亚太地区的RSPO认证业务。据他观察，中国这些年来的可持续棕榈油倡导工作只产生了“点”的效果，没有形成“面”，是分散的，而没有形成合力。WWF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食物消费及绿色供应链项目主任于鑫也有类似观察。当被问起在中国倡导可持续棕榈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她说：“挑战是方方面面的，但核心的挑战是从政策到产业到消费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动。”
“产业在问有没有政策，政策问产业有没有案例，消费者说市面上没有认证商品，企业则说消费者不愿意接受溢价”，她如此描述当前现状。
核心的挑战是从政策到产业到消费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动。于鑫，WWF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食物消费及绿色供应链项目主任
价格是阻碍中国企业采购更多可持续棕榈油的最主要因素。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由于具有认证和管理成本，以及生产者为了满足认证要求而付出的投入，因此在中国市场具有3%到30%不等的溢价。但棕榈油尽管被用在餐饮、食品加工、日化和油脂工业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却由于不被直接食用，也经常不出现在产品成分表里，因而没有能见度。这给认证的推广增加了难度。
这造成中国企业往往只在为了赢得出口订单时才接受认证，一旦订单减少，就放弃认证。而跨国企业即便在欧美业务中已经有了很高甚至100%的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比例，但在其供应中国市场的产品中可持续棕榈油的使用比例却依然不高。
在去年8月的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论坛上，当有人提及作为中国棕榈油价值链第一环的贸易商应该起带头作用时，来自一家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和贸易企业的代表表示，自己的企业能够供应足够多的可持续棕榈油，“要多少都有”，可是因为消费者没有需求，加工商也就没有采购意愿，作为供应链上游的生产和贸易企业也就没有动力增加可持续棕榈油采购。
全球范围内，RSPO认证的普及已经走在了市场开拓的前面，因此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每年全球约一半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不得不被作为常规棕榈油销售。
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产品，反过来限制了这个概念的传播，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也得不到检验。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像是一种“囚徒困境”——任何带有合作愿望的人都因为担心得不到他人的配合而陷自己于不利。
如何打破这种困境？多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推广可持续棕榈油的一大尴尬是棕榈油的“不可见”，让它变得可见的重要一步应该是在产品包装上标注棕榈油。现行《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允许用“植物油”涵盖所使用的具体植物油品种。即便是2020年8月完成公众意见征询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草案，也仅要求婴儿配方乳品中标注食用植物油具体品种。而现行《化妆品通用标签》仅要求标注成分，但并不要求追溯这些成分来自何种原料。
但是，要在中国让消费者关注产自海外的商品的环境影响，可能终究是个漫长的过程，难以指望它在短期内触发供应链变革。因此推动供应链企业先发挥能动性看起来是一条更现实的路径。于鑫说：“如果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都能够出一个‘产品’，那么就都可以‘串’起来。”因此WWF中国办公室希望接下来能够推出一些供应链上的试点，推动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一些具体的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让意识领先的企业不再停留在“讲好自己的故事”。同时它即将和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发布一份《中国企业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指南》，期待在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意识提升的同时，促进它们彼此之间就可持续棕榈油开展供应链上的合作。
杨佳明认为，要实现可持续棕榈油的突破，终究要依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的合力”。“自下而上”是指中国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应该率先做出可持续棕榈油承诺，并可以在一些奢侈品类中率先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这样既给消费者选择，也把采购溢价转化成商业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把这种需求向供应链上游传递，使贸易商识别到需求信号，从而增加可持续棕榈油进口。
而“自上而下”，需要的是政府的干预。他建议，对于那些积极进口可持续棕榈油并不断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的贸易商，政府应予以绿色金融、产业扶持等政策倾斜，提高它们的积极性。他还建议推动RSPO认证与中国绿色产品认证的互认，使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可以得到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支持。他认为，只有当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政府都开始做“自己的那一份”，才会形成共振，从而打破僵局。
加码私营部门行动
为了将供应链企业“自下而上”的自发努力带入一个新的层次，建立中国自己的可持续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启。
致力于可持续标准研究的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万旭生告诉中外对话，由于RSPO是国际标准，“中国政府和企业不太可能全力推广”。他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中国建立自己的国家标准，然后和RSPO这个国际标准互认”，他说。在可持续认证领域，中国已先后与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LOBALG.A.P.）、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和新西兰有机产品认证实现互认。
但是他同时表示，建立国家标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数年，因此不妨先从建立自愿性的团体标准开始——只要有一部分企业愿意遵守，它就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效力。如果效果好，就提升为地方标准，然后再追求成为国家标准。
为此，作为工作的第一步，天恒联合RSPO在去年下半年翻译了后者最新的供应链认证标准与制度文本，供应链认证适用于使用而不生产棕榈油的企业，所有中国企业都落入这个类别。这次翻译解决了之前版本中不准确、不符合中国规范和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并向国内认证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界和主管部门征询了意见。
但RSPO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标准。生产全世界约85%棕榈油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也分别在2011和2014年建立了自己与本国法律法规相结合的强制性认证标准ISPO和MSPO。两者的要求都较RSPO宽松，但是由于两国都将棕榈油产业作为支柱型的扶贫产业，因此两者也都更加注重帮助小农获得认证。万旭生和杨佳明都指出，如果中国建立国家标准，该与哪个国际标准互认，将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建平教授参与了包括上述《中国企业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指南》等多种绿色供应链指南的制定，他向中外对话表示：推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和国际绿色标准互学互鉴是中国政府在多份文件中明确的方向，有助于中国标准的提升。
万旭生还透露，除了这条从“团标”到“国标”建立的路径，另一种也在被讨论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推广路径是实现RSPO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他表示，同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私营部门认证体系的森林管理委员会（FSC）为了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专门建立了一套中国标准，然后通过备案制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允许境内认证机构通过备案开展由境外认可的标准的认证活动。
这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说更可能选择哪条路径还为时过早。但张建平认为，标准制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召集众多利益相关方广泛探讨和凝聚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有利于促进意识和行动。
公共部门与民间的协力
多位专家在与中外对话的交流中将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棕榈油至今缺少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中国使用的棕榈油全部依赖进口，在食品和化工行业被广泛使用，又涉及绿色供应链的问题，因此涉及商务部、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的职能。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负责人朱春全表示，“棕榈油的问题难以靠某一个部门解决，要上升到国家层面。”那么，关于它的政策应该由那个部门来出？他认为，中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高级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202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农林产品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报告中关于建立一个部际高层协调机制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答案。
作为上述报告的高级顾问，张建平表示：政府部门之间围绕可持续棕榈油的共识还有待建立，还有很多的协调工作要做。2021年10月和11月将先后举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前者将在昆明召开。他认为这让今年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年。在他看来，生态环境部在其中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推动者角色，借这个大环境和契机开展广泛的政策沟通，推进可持续棕榈油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建立。万旭生则希望，政府能借今年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契机出台扶持可持续棕榈油发展的明确政策，并在和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让一批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进入冬奥会场合，这将是最好的倡导工作。
针对溢价问题，上述国合会报告还提出，如果中国针对可持续棕榈油发出明确的优先采购和稳步提升其市场份额的信号，那么就可以给生产国稳步增加可持续棕榈油生产的动力与时间，从而保持价格稳定。
近20年来，对棕榈油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应对一直是一项国际性的努力，表现出私营部门自发行动与国家政策的协同，以及自愿性手段与立法的结合。
欧洲的历程可供借鉴。2015年12月7日，来自欧洲8个国家的产业联盟和3个全欧性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一份承诺支持2020年欧洲100%可持续棕榈油的宣言，其中将获得RSPO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作为最低目标追求。同一天，欧洲7国政府签署《支持到2020年实现完全可持续棕榈油价值链的阿姆斯特丹宣言》，表示将与私营部门和其他欧盟国家政府通力协作，支持前述私营部门的倡议。到2019年，欧洲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比例达到86%。2020年底的数据尚未公布，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尚未彻底实现100%的目标。但是，在2020年5月，为了目标的彻底实现，由欧洲棕榈油精炼商和生产商组成的欧洲棕榈油联盟（European Palm Oil Alliance）不再满足于自愿认证，呼吁欧洲委员会对棕榈油立法，要求企业对棕榈油供应链开展强制性尽职调查，补上最后的漏洞。这也与欧洲议会正在推动的要求在欧盟开展业务的企业对供应链开展强制性尽职调查的立法动向一致。
诚然，在欧洲，强有力的消费者和环境运动在初期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这在中国可能难以发生。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绿色一带一路”的国家承诺，却也是中国独特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能促成中国棕榈油价值链上各方的合作，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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