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就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世界粮食安全，并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二，即“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实现。如今，随着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迅速接近十亿，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三分之一的食物系统更进一步地偏离了实现上述目标的轨道。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相互关联的危机，联合国发起了“行动十年”（decade of action）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召集了将于今年9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支持下召开的世界食物系统峰会。为了给峰会铺平道路，7月底刚刚召开了一场预备峰会。
不过，事实证明，这一峰会充满争议。小规模农业的支持者们表示，私营部门的参与导致工业化农业过大地影响了峰会的磋商。此外，古特雷斯还任命前卢旺达农业部长、支持集约化农业和高产种子技术的艾格尼丝·卡里巴塔（Agnes Kalibata）担任峰会特使，这招致了不少草根组织的抵制，后者还发起了一场平行会议。
随着预备会议的闭幕，我们采访了几位专家，邀请他们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设计和支持安全、可持续的全球食物系统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9月峰会前仍然存在的挑战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宋一青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项目负责人、农民种子网络（中国）创始人兼顾问
我们都知道，全球食物系统和营养体系正遭受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威胁，我们必须加强这些领域面对危机和冲击的韧性。提升韧性和营养水平本质上需要依靠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生产体系，这样的体系受到同时冲击的可能性较低，从而能够同时增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多样性。然而，如今我们面临的却是农业种质越来越单一，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损失越来越严重的局面，而且速度惊人。根植于不同生物-文化（bio-cultural）背景中、在演化中适应了各种变迁的农民管理的种子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多样化的特点，是实现多元化、强韧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的关键基础。要想实现种子和食物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由农民主导的种子系统及相关文化和知识都必须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支持。
联合国粮农组织一直在用一种批判性方法持续地应对食物问题。它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项目，如《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Treaty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及其生态农业项目，优先支持小农，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支持生态农业发展。最近，粮农组织还发布了《农民品种/地方品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愿准则》（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Farmers’ Varieties/Landraces）。但是，农民种子系统及其相关生物-文化价值和传统知识尚未得到充分认可或系统性支持。农民种子系统的持续退化将威胁到整个食物系统的可持续性。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系统的方法，一个能够将农民和正式种子系统连接起来的平台，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参与和集体行动，以及能够丰富和维持我们食物系统的联合解决方案！
朱迪思·希契曼（Judith Hitchman）
国际社区支持农业网络Urgenci联席主席
本届食物系统峰会因多种原因很成问题。首先，这是个自上而下的会议。其次，它摒弃了联合国由国家政府参与的多边主义原则，转而拥抱亲私营部门——尤其是大企业——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multi-stakeholderism）。这是联合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201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的一种反映。这导致了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路径向一种高举私营部门在全部联合国系统（包括食物、健康和其他领域）的更大程度的在场的路径的转变。第三，峰会把联合国粮食安全和营养委员会（UN Committe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CFS）这个联合国系统中最具包容性的机构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推到一边。粮安委1996年进行改革，引入了“民间社会和原住民机制”（Civil Socie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Mechanism），使社会运动能够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充分为食物政策制定献计献策。可是，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却从未受到邀请参与食物系统峰会的所谓“公开”流程。粮安委还自诩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高级别专家小组（HLPE），为政策制定提供报告支持。但这个高级别专家小组却受到计划引入的“食物政策-科学界面”（相当于食物领域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威胁。最后，尽管小规模食物生产者贡献了全球食物供应总量的70%，但食物系统峰会对于当前的食物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工业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再生农业，而不是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达成一致的《生态农业十项原则》。
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运动组织会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大型反峰会运动，并对峰会前的预备会议进行抵制。
许向安（Robert Hii）
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观察网站（CSPO Watch）编辑
棕榈油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其高产、用途广、价格低的特点使其成为那些谋求食用油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理想作物，特别是那些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
300万小型农户生产的棕榈油占全球年产量的30%左右，是全球棕榈油行业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但是，参照本次峰会提出的五条行动轨道，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支持小农。例如，棕榈油产业符合“行动轨道2”的目标——由于油棕种植用地效率高，因而可以利用较少的资源生产营养的食品。但是，目前这一优势却由于采收效率低下、产量潜力未能释放、价格波动，以及小农未能得到充分支持等问题而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另一个与“行动轨道4”—— “促进食物价值链上所有主体的充分生产性就业来为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相关的议题是，价值链上的利润分配惊人地不均。小农群体被忽视了，即便是那些获得了可持续认证的小农也是如此。棕榈油可以带来繁荣，同时无需高成本的密集作业或开发。这与“行动轨道5”是一致的。它是哥伦比亚在冲突结束后实现和平的有效工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更健康、更公平的食物系统。为确保棕榈油行业能贡献于所有这17个目标，小农不应继续被抛弃。这将是推动棕榈油行业成为可持续、负责任大宗商品生产的模范体系的关键。
劳伦·贝克（Lauren Baker）
全球食物未来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Food）高级项目主管
联合国粮农组织逐渐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支持令人感到鼓舞。一系列重要的报告和活动都证明生态农业是一种关键的气候解决方案，这包括粮农组织生态农业知识中心（Agroecology Knowledge Hub）、生态农业和国家自主贡献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 on agroecology and NDCs），以及它们利用工具和数据开展的生态农业绩效评测。从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两方面来说，这些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食物系统产生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35%，这就要求我们抛弃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采用再生性的方式，这就突显了生态农业的重要性。
粮农组织的“扩大生态农业倡议”（Scaling Up Agroecology Initiative）支持政府在多个地区扩大生态农业覆盖面。西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这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至关重要，同时需要保证以生态农业的13项基本原则为核心。
粮农组织在城市-区域食物系统连接方面也正开展着重要的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间，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就尤为突出。因为我们目睹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对区域食物系统的依赖度和关注度都在提升。地方政府和城市主体在保证粮食安全、激活地方食物经济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最大的挑战就是保持势头和不断进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重要工作也在持续推进。关键是，我们需要能够借助这一势头推动国际社会前进，建立可持续和公平的食物体系，使其成为我们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公平愿景的核心途径。
尼克·雅各布斯（Nick Jacobs）， 尚塔尔·克雷蒙（Chantal Clément）
国际可持续食物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主任; IPES-Food副主任
近年来，粮农组织在重新定义可持续食物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其关于全球饥饿状况的最新报告中，粮农组织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息：正在上升的饥饿率让我们正在远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迹。粮农组织还提醒我们：饥饿不仅仅事关卡路里。只有解决了贫困并建立起具有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食物系统，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粮农组织还帮助证明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近来爆发的山火、洪涝、疫情等一系列事件说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已经近在眼前。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面前，粮食安全明显依赖于生态系统和农业社区的强韧。全球各地的农民们正在通过增加（作物、物种、地景和生计的）多元化与大自然携手构建这种强韧性。粮农组织《生态农业十项要素》（10 Elements of Agroecology）为推广这些变革性的系统提供了一套操作工具，而由该组织领导的“扩大生态农业倡议”正在帮助塞内加尔、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制定生态农业转型政策。
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提供了一个强调食物系统转型的理由的机会。但是，这个把重点放在了大量“解决方案”和多利益相关方联盟上的峰会却存在颠覆进步的轨道的风险。只有当提出了一份清晰的、基于在地最新实际情况的食物系统转型愿景，并且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都感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的时候，峰会才能取得成功。
克里斯蒂娜·皮塔（Cristina Pita）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塑造可持续市场研究组首席研究员
联合国对食物的看法发生了一种范式转型，开始将其看成是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体系。检视与食物相关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治理体系，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水产品，无论是来自海洋、河流还是湖泊，在食物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往往不会被纳入关于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讨论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类食物的重要性，特别是来自小型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食物。鱼类为全球33亿人提供了他们20%的动物蛋白。对于一些沿海和岛屿国家的居民来说，这个比例超过了50%。超过6.6亿人（主要集中南半球）以捕鱼和水产养殖为生，占全球总人口的10%。这些人中，有1.775亿从事商业捕捞和水产养殖工作，其中一半是女性。
食物系统峰会需要确保通过积极、有意义的方式将小型、自给型水产生产者纳入进来，支持和保护他们，在决策和政策中考虑其权益，为其提供平等的经济机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背书的《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为消除饥饿和贫困、优先考虑小型渔业和水产养殖民众的权利、促进可持续食物系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方向。本次食物系统峰会应鼓励扩大其落实。
本尼迪克·海林（Benedikt Haerlin）
未来农业基金会柏林办公室主任、农业和乡村协定2020（ARC2020）副主席
粮农组织在追求安全、可持续的食物体系的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是其近期在推动生态农业，以及建立针对被一些人称作“综合流行病”（syndemic）的包括营养过剩、不足和不良，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双重危机在内的多重挑战的共同认知方面的工作。粮农组织通过其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谨慎地接纳了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观点并采取了相关行动，并在政府、商界、农民组织、原住民社区和民间社会团体之间开展了具有包容性的磋商，并达成了协议。
然而，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倡议，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的驱动下，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主导的多利益相关方概念。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一种由“唯技术论”和“唯生产力论”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在粮农组织内部，以及近期提议组建的一个科学和决策机构中重获主导权。饥饿、营养不良、环境和社会文化破坏只能被始自并终于社区的自下而上、互相尊重的合作，以及民主的自决来解决——理解这一点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疗愈才刚刚开始。
一套新的说法声称“颠覆性技术创新、一些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加上公私伙伴关系会解决这些问题”，滥用参与式食物系统的语言兜售旧的故事和旧的解药，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看到这些令人心碎。这迫使我决定和全球数以千计的农民组织、民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一道，选择退出本次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构建透明、相互尊重和值得信赖的合作关系。
英文原文首发于中拉对话网站。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