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不乏豪言壮语。“我们生产和销售食物的方式正在危害我们的环境”，大会的网站上这样写道，“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本次峰会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号召下举行的，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大宗商品需求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影响，及其对大众健康和福祉带来的种种后果。
因此，当全球各地一些代表地方农业和渔业社区的运动团体决定抵制此次会议的时候，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即便此次会议似乎有助于推进这些团体的目标。
在本次峰会前，来自全球农民组织网络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国际协调委员会的伊丽莎白·姆珀夫（Elizabeth Mpofu）表示：“峰会不仅会增进企业利益，而且还会进一步压缩社会运动与民间社团在联合国系统内本就非常有限的空间。”一位峰会发言人不同意这一看法，表示：“峰会进程中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一家企业或农业大公司的参与。这个峰会是由联合国三个食物相关机构发起的。”
一直以来，包括农民之路在内的众多团体都在为保护小型农户利益、构建一个将民众的利益、健康和福利置于商业利益之上的贸易系统而努力。这是一个非常触动情绪的问题：大型农业企业拥有能够左右市场的雄厚财力和法律资源，它们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剥夺了当地社区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导致许多农民遭受财产损失、陷入贫困、健康受到伤害。
然而，随着监管措施逐渐严格，深入到这些商业巨头的运营和管理架构，它们面临着巨大压力，不得不改变自己商业运营、人员管理、资源消费、以及对待环境的方式。
股东压力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高级研究员亚历杭德罗·瓜林（Alejandro Guarin）表示，变革的压力已经起了变化。之前，农业大公司仅仅是对公共丑闻进行回应，无论是对孟山都公司（Monsanto）转基因“绝育种子”的抵制，还是针对先正达公司（Syngenta）百草枯除草剂的集体诉讼，都是如此。今年7月，拜耳公司承诺将在2023年前停止在美国销售草甘膦除草剂。该物质在2015年被联合国科学家认定为“潜在致癌物”。
瓜林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压力是来自股东。股东和激进投资者们一同要求企业通过企业层面的承诺和行动、所提供的产品，以及用于融资的工具来展现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能力。而在投资行业，资产所有者、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转变，开始积极支持ESG规则。在实践中，这意味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流入“可持续”投资渠道，并远离以牺牲环境或当地农村社区为代价以换取自身利益的企业。
由于工具标注、承诺和报告形式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ESG信息混沌不明。
金融市场已经热情采纳了ESG概念，推动了该领域的可观增长。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规模破纪录地达到2310亿美元，较上季度增长19％，是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倍多。同时，去年的ESG股权基金投资同样破纪录地达到了3470亿美元。为满足高涨的市场需求，全球新发行了700多支ESG基金。彭博情报（Bloomberg Intelligence）指出，到2025年“全球ESG资产将有望超过53万亿美元，超过140.5万亿美元预计资管总量的三分之一。”
农业公司意识到，如果不能实施新的ESG规则，未来企业能获得的投资将减少。
ESG投资增长的一个原因在于，投资者自身也面临着法律和声誉压力。德国评级机构Scope Ratings执行董事尼古拉斯·哈迪（Nicolas Hardy）表示：“对银行而言，ESG披露风险正在成为产品责任的一个不利因素。这也是将对ESG的整合看做是一个与信用密切相关的问题的很好的理由。更复杂的框架将带来更严格的要求。除了声誉受损之外，与误导性披露、产品错误标注和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罚款都可能会接踵而来。”
企业漂绿
然而，随着ESG在金融市场逐渐成为主流， “漂绿”行为——ESG合规声明中存在夸大或误导性的内容——也日渐增多。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的报告显示，在ESG概念热潮驱使下，“为了向股东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资质，企业发布绿色声明的数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指数级增长”。标普报告显示，由于工具标注、承诺和报告形式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ESG信息混沌不明，使得某些企业得以趁机在营销过程中做出存疑甚至是经过“漂绿”的ESG声明。这也导致一些投资者对指导其投资决策的ESG评级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不过其中积极的一点是，这为基金管理机构推出专门的金融产品，以妥善回应那些想要或需要采用严格ESG标准的投资者的需求创造了空间。iClima就是这样一家新成立的基金管理机构，该机构的投资目标是那些为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寻求解决方案的下一代企业。
iClima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加布里埃拉·埃尔库拉诺（Gabriela Herculano）说：“我们已经分析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以素食和垂直农场。致力于气候解决方案的非营利组织Project Drawdown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保护性农业就是他们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模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干扰，保持土壤覆盖并实行作物轮作。另一种农业解决方案是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再生性一年生作物种植模式。”
埃尔库拉诺表示，在其对农业部门的所有研究中，“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哪家上市农业公司开展经过被证实的保护性农业或再生性种植实践”。她补充道，出于ESG目的而采用此类农业模式的企业需要提供以二氧化碳年排放当量为单位的潜在减排量以及耗水量等明确的指标作为其承诺的证据。她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整全的ESG方法必须纳入关于企业如何处理关键社会和就业问题，以及在董事会层面如何处理可持续性问题的指标。”
规范ESG实践
消除疑虑和鼓励采纳ESG实践的一种方法是统一标准和定义，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一致性。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启动。比如欧盟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法规，包括《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和养老基金披露其投资组合中的ESG风险；《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到2023年将要求公司披露其业务对环境、员工和客户的影响；《欧盟绿色证券标准》（EU Green Bond Standard）试图定义什么是可持续债券的“黄金标准”；《可持续金融分类法》（Taxonomy Regulation）则事实上是为了防止市场参与者钻系统的空子而制定的一份术语词典。
这些欧盟法规将影响所有想要进军欧盟金融市场的公司。由于这些市场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因此这些法规最终必然会产生世界性影响。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的分析显示，受《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影响的非欧盟公司的总市值预计将达到3万亿美元。
工作进展缓慢，因为其压力主要来自道德层面，而非法律上的。
瓜林表示，标准化并不是万全良方，因为缺少独立核查。目前，世界基准联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WBA）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进展缓慢。因为其压力主要来自道德层面，而非法律上的。上个月，该联盟公布了第三期种子获得指数（Access to Seeds Index），对世界领先的种子企业在提升亚洲和非洲小型农户生产力方面的努力进行了衡量和比较。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球和区域种子公司在为小型农户提供可及和适宜的作物方面有所改善，在提供气候韧性作物和更加丰富的种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瓜林补充道，将会取得进步的是那些规模最大、在公众眼中最具有能见度的企业。而对其他企业来说，所面临的遵守ESG标准的压力还非常有限。
大型农企如今正是要在这一日益趋紧的监管背景下经营。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情况，一些农业相关的大型企业，比如嘉吉集团（Cargill）、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麦当劳和星巴克，都在努力削减碳排放并达成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它们还参与了一些环境友好型农业推广活动，比如可持续农业倡议（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itiative）、农业新愿景（New Vision for Agriculture）和食物与土地利用新经济（New Food and Land Use Economy）等。
而对农民之路、地球之友、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和Crocevia等活动组织来说，上述倡议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实是与大型农企站在了一边。在它们看来，食物系统峰会也是一样，被企业利益“所裹挟”。
大型农业企业与地方农渔社区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对经历了数十年恣意增长的农业企业而言，如今只有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才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