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1个，番茄6个，黄瓜2根
洋葱1.5个，土豆8个，包菜2棵
这是4月10日上海市民海小舟在封控期间记录的食物日记。海小舟（化名）是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一名90后城市白领。从来不记日记的他，从这一天起开始每天写食物日记，记录每天家里的蔬菜、肉蛋奶、主食和水果库存有多少。
“3月31日的时候，上海宣布实行为期4天的封控和核酸检测，我以为只会封4天，所以只准备了大约一周的食物。” 海小舟说。“ 4月10日起开始感觉食物可能会不够吃了，所以开始记日记，每天中午吃完饭以后都会清点一下家里还剩余多少食物，好想办法补给。”
3月底以来，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即封控期间全体居民足不出户，暂停公交、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很多社区的封控时间超过两个月。封控期间，有着2500万人口的上海，食物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保供、电商平台、和外省供给，而跨省的长距离供应链受封控影响，运输出现延迟，食品安全问题又浮上水面。
疫情封控冲击下，原本运行顺畅的城市食物供应体系“故障不断”，催生了市民们自发重构食物供应体系的各类尝试。发端于拉美，强调人与人联系、小规模、自下而上的“团结经济”展现出了其独特潜力，并被寄望成为疫后中国现有食物体系的补充和替代方案。
疫情下遭遇冲击的食物供应体系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报告显示，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食物系统的供应链，加剧了贫困和饥饿人口的增长。封锁和人员流动限制导致收入下降是贫困和食物不安全加剧的主要诱因。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估计，全球贫困人口可能增加1.5亿左右，比疫情前贫困率高20%。
海小舟所在小区位于闵行区新虹街道，是此次上海疫情的重灾区。居家隔离的45天里，他收到过3次政府发放的食物，前两次以方便面、八宝粥、燕麦片等方便食品为主，第三次收到了大约5斤蔬菜。在获得政府补给之前，海小舟主要靠电商平台抢菜和小区微信群团购。疫情期间，食物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他详细记录了从封控开始到现在的蔬菜价格变化。
“4月初价格开始上涨，最高峰时，价格比平时翻了2倍，莴笋12元一根，胡萝卜5元一根，橘子3元一个。4月下旬价格有所回落，蔬菜大约在8-15元每斤不等。“ 海小舟表示。
70%
上海七成以上蔬菜来自全国各地。
大城市群的蔬菜供应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以上海为例，七成以上蔬菜来自全国各地。一份关于上海市场外埠蔬菜消费现状的研究显示，供应上海的蔬菜来自全国十三个省份，其中最主要的供应地是江苏和山东，最远的供应地为海南和云南。这些来自千山万水，运输里程最长可达2000公里的蔬菜，在平时物流高效运转时，两三天就可以出现在超市的货架上。然而疫情之下，防控措施的执行不仅让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有所上升，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影响到整个体系的运转。
目前，各省市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规定，从具有疫情风险地区回来的人员一般需要进行7天集中隔离和7天居家健康监测。这意味着，一旦去过这些地方运送物资的司机返乡会面临14天的停工。根据第一财经报道，疫情期间外地到上海的运费涨幅至少是平时的3倍，仍然难以找到司机。除了运力短缺、物流费用大幅上涨以外，受封闭控制的影响，各省市间货物运输交接的效率也出现下降。以上海为例，物资从外地进入上海，需持有上海市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一证只可用于一条运输线路。此外，沿途针对司机和货车的防疫检查也关卡重重，手续繁琐。第一财经追踪了整个物流链后表示，一棵菜从外地运到上海需要大约十个步骤才可完成。
跨省的长距离供应链和疫情防控下繁琐的物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食品安全隐患发生的几率。疫情期间，上海南桥镇政府表示，辽宁捐赠的蔬菜因为长时间运输，导致部分腐败变质。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也向市民公开致歉，运输途中汽车冷链系统出现故障，导致保供物资的部分猪肉和蔬菜变质。在4月21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表示，的确发现有部分免费发放的保供物资，主要是生鲜食品存在质量问题。
“团结经济”：应对疫情下食物供应挑战
“疫情暴露了主流食物供应体系下原本就存在的问题：供应链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成本越高，风险也越大。为了加强食物供应链的韧性，需要建立本地的，短链的，更灵活的，抗风险更强的食物体系，”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指出：“团结经济能够减少对主流食物供应体系的依赖，以多元化、小规模、灵活的连接形式，自下而上地回应系统的问题。”
团结经济最早起源于90年代的拉美国家。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主流，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引进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拉美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团结经济正是源于民众对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美国学者伊桑· 米勒（Ethan Miller）把团结经济描述为一种合作、平等、多元化、自治的愿景。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团结经济不是优先考虑竞争和利润，而是将人们的需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
“团结经济所团结的是触手可及的资源，除了人还有物资。团结经济的形式包括共同购买、社区互助、支持周边在地小农，等等。”常天乐说：“在主流食物供应体系还没恢复时，团结经济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和替代方案。”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结构越是单一，系统越脆弱。应该鼓励多种形态，食物生产、采购和消费模式都应该尽量多样化。石嫣，中国CSA开创者、北京分享收获农场的负责人
首先被危机激活的是社区互助。防疫物资和食物是刚需，激发了社区居民们大量的自主团购与互助的行为。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最新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有大约1.3万个小区，社区类型多样，情况复杂，既有以老公房为主的老旧小区（上世纪90年代政府和国有企业修建的集体住宅），也有商品房小区，还有住户居住时间短、流动性大的公寓型小区，以及高密度、邻里联系紧密的弄堂社区。按照“用身边的资源解决身边的事”和“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的原则，从组织核酸检测到卫生防疫，从统筹团购到物资发放，不同类型的社区创建了各自特色的自治模式，一个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居民自治、社区互助的系统逐渐形成。
但是，危机模式下激活的自治模式生命力有多长还是一个问号。上海徐汇区的邹女士，一直没有在电商平台上抢到菜，封控后，前十天的蔬菜来源是自己提前储存的、水煮后冷冻保藏的蔬菜。由于所在的小区是老公房小区，全小区只有144户人，而附近的商超要求200户以上才可以开通团购。邹女士所在小区采用的是以居委会为主导，志愿者为服务主体的居民自治模式。
“刚开始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矛盾也很多，跟居委会的沟通不顺畅，小区信息不透明等，负责统筹的‘团长’最后请辞不做了，原本统一组织的团购变成了由不同人零星发起的随机团购。”邹女士坦言：“我并不认为这种自治模式能够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延续。”。
常天乐认为，目前的城市互助大多还是基于物资的采买，依托主流的渠道对接政府保供的大型企业的团购，这不足以改善邻里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常天乐说：“我还是鼓励大家跟周围的农场建立联系，离土地和生产者更近一些，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社区支持农业：在疫情后新生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CSA）是一种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助、互信、相互提携的团结经济模式，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瑞士，后在日本得到初步发展。中国目前大约有1500家CSA农场，它们在疫情期间体现了社会保障价值，稳定了部分市民的恐慌心态。当疫情给上海市区按下暂停键时，上海在地的生态农场像柔韧的藤蔓一样，努力地把触角伸向可达之处。
袁清华在上海奉贤区海湾村经营着一个占地近百亩的生态农场。上海本地的大部分生态农场的面积在几亩到百余亩不等，他的农场已经算规模比较大的，这个会员制农场目前供给了近百户上海家庭。每个家庭当天就能收到采摘自地头的十几斤新鲜蔬菜。有收到菜的人形容“这个时候还能吃上有机菜真是幸福感爆棚！”。
规模有限的生态农场很难通过超市去销售农产品，它们一般采用会员制的形式，或者通过像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圈子”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上海大大小小的生态农场到底连接了多少户家庭？这个数据目前尚不可知，但水滴汇聚成大海的潜力不容小觑。据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统计，从2010创办至今，市集团结的生态农场已经达到120余户，直接服务消费者200多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与疫情期间食物价格起起伏伏的情形相反，团结经济模式下的食物价格保持了一个波澜不惊的状态。袁清华的农场所售蔬菜价格是和社群约定好的，无论品种价格都是15元一斤，三年调一次价，每次只上调5%。“小青菜的种子1000粒只要几块钱，而有些品种的番茄种子1000粒要几百块钱，这些都是人为定价，蔬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袁清华说：“我们的蔬菜售价不随行就市，价格不会因为疫情或者市场而波动。团结经济属于一种另类的市场，不按需供应，不玩资本游戏，主要还是社群之间的互助和内部流通。”
提倡公平贸易、人与人的直接对接、团结互助的精神，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这既是CSA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也是对于从事风险极高的生鲜农产品生产者的保障。然而，疫情前，价格一直是CSA在中国难以推广的壁垒之一。由于农产品不使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化学药物，这些生态农场的生产成本也较高。中国CSA的开创者，北京分享收获农场的负责人石嫣表示，过去不少消费者一听到CSA农产品的价格比超市的高一倍，还要预付费，就望而却步。“CSA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消费者的意识问题，还有存在于生产和销售端与工业化农业利益集团的博弈。”石嫣介绍，CSA的一大特点就是生态化的生产和在地的销售，从农场到家庭没有中间环节。这种方式既不涉及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也不会涉及以出售流通渠道来盈利的中间利益团体。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简称ICP）的数据，中国的食品价格，尤其是蔬菜价格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属于比较低的，远低于欧美国家。中国的低食品价格反映出市场体系的高效。 因此，CSA一直在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大型农场、农药化肥厂商）、加工（大型加工商）和流通体系（大型商超）的夹缝中生存。
瘟疫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怎么跟自然相处，产业应该如何布局。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疫情带给大家的一个重要教育是，CSA不仅仅是产消的合作，其核心意义是无论农民和消费者，怎样把生产和消费的权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被大的企业和利益链来主导。”石嫣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的CSA农场不仅实现了全行业避险，而且大部分农场的订单加倍，但石嫣认为，CSA在中国要生长壮大，还需要整个社会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
她指出，向更生态和更有韧性的食物体系转型，还需要摈除“唯有单一化、规模化才能高效”的认知。“在持续的疫情中，CSA展现了主流食物体系所没有的韧性和灵活性。”她说：“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结构越是单一，系统越脆弱。应该鼓励多种形态，食物生产、采购和消费模式都应该尽量多样化。”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未来的食物体系统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在地生态农业的支持上，提高本地食农系统的效率。蒋高明说：“大疫止于乡野，农村因为居住分散，食物充足，受疫情的影响反而较小。发展在地的生态农业，拉近人与食物的距离，既能就近为城市食物供应提供补充，还能解决当地的就业，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健康的食物还能够增强人的免疫力。”
“瘟疫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怎么跟自然相处，产业应该如何布局。团结经济应该由小众变为大众，一个多元化和有包容性的食物体系有利于增强粮食生产和供给的韧性，成为应对新冠疫情等多重冲击、并从冲击中恢复的重要因素。”蒋高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