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邻着山东青岛琅琊镇的黄海海滨，有一片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海域，分布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莫氏海马，以及同样享受国家级保护的东亚江豚、柳珊瑚等濒危珍稀海洋动物。
莫氏海马，也叫日本海马，颜色土黄且个头小巧，在灰白相间的渔获中并不抢眼。这种通常栖息在珊瑚礁、海草床等浅水区域的小家伙，由于栖息地破坏和底拖网兼捕等备受威胁，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易危物种。 “一开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并不相信那里还存在海马，直到亲眼见证渔船下网10分钟拖了138只海马，大吃一惊”，当地渔民刘树杰告诉中外对话。
不过，中国在2021年才将全部14种自然分布于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海马纳入国家二级保护，这个海马栖息地2017年由IUCN海龙科专家组调查认定后，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特别保护。于是，由刘树杰牵头的渔民群体组成的在地保护机构“青岛西海岸新区蓝湾生态环境公益服务中心”（简称“蓝湾中心”）在2019年成立，由渔民开着自己的渔船轮流巡护照看这片海域。
如果保护效果有保障，按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简称CBD）对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的定义，可能被计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成为“3030”目标的一部分——即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这是今年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旨在达成共识的目标。不过，由于中国目前尚没有OECM的认定标准和管理体系，不论是保障社区保护的效果，还是认定为有效保护面积，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海洋类型的社区保护地
共同成立蓝湾中心的渔民，来自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西杨家洼村。当地渔民世代在此捕鱼，捕鱼技术几乎都是家族传承，对这片海域有很深的感情。在听说发达国家渔民多积极参与海洋保育后，能说会道的刘树杰凭借在当地的人气和威望，以及公益机构的“外援”，发动渔民们成立了保护中心。
他们的巡护队被叫做“蓝湾卫士”，目前已有20多艘小型渔船船长加入。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赋予了他们劝导和举报的权利。成员们在日常生产途中对社区保护地开展巡护，积极劝离在该海域内的底拖网等破坏性的渔业作业活动，同时对倾废等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蓝湾卫士的巡护和宣传，让琅琊本地的渔民了解了保护海马的重要性，这与其他地方的渔民捕捞甚至在集市公开售卖海马形成了对比。刘树杰提到，之前在临近的日照市就有一起海马买卖案导致20多位渔民被抓。
“从目前的情况看，既然琅琊镇这个社区的渔民有保护的积极性，我们通过公益项目，从加强社区能力、增强社区渔民对这片海域保护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为子孙后代保留资源的角度来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也鼓励他们跟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加强沟通与合作，获得政府的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家协调员刘怡说。
不同于保护区建设，刘怡说，UNDP“希望推动渔民建立海上的社区保护地，它不一定是严格保护的，可以是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区域，不影响渔民在传统渔场作业”。在UNDP的支持下，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海研会”）正为像蓝湾中心这样的组织提供赋能。
与陆地上的社区保护地有林权证的保障相比，海洋与渔业相关立法对传统渔民用海权的规定过于模糊，也没有对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作出区别性规定，致使传统渔民用海权处于一种“准法定权利”的尴尬状态，因此建立海洋类型的社区保护地非常困难。
她说，其实社区保护地应该是由社区自发成立的，一般通过村规民约等形式自己管理，并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资金支持；但如果得到政策法规的认可，会让保护更加名正言顺、有法可依。比如通过UNDP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推动，广西2011年就出台了《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办法》， 社区治理的自然保护小区可以在林业部门备案并得到政府的挂牌。
蓝湾中心守护的这个社区保护地，也被寄予了发展成为OECM的厚望。
OECM的“好苗子”
OECM并不是新事物，2010年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爱知目标”就认可其纳入到保护面积计算中，不过直到2018年，OECM的定义才经《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确定；第二年底，《OECM认定和报告指南》及OECMs数据库相继上线，将 OECM纳入“爱知目标”进展才真正可行。
根据CBD的定义，OECM作为就地保护措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属于保护地以外的地理区域，其管理是为了实现积极、持续、长期有效在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因为概念、出发点和目标都不太一样，社区保护地与OECM不完全等同，不过国际上现在也把社区保护地作为OECM的一种类型。
不同于一般OECM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社区保护地尤其强调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的权益，以他们为主体来保护。青岛海研会理事长王松林介绍说，海研会自2021年起就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质兰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支持蓝湾卫士探索实现近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小型生计渔业社区经济发展兼得的路径。如果能够成功，这里将成为中国社区保护地海洋类型OECM的一个宝贵样本。
他说，在中国，在近海传统渔场水域建立严格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会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等法定海洋保护地政治阻力过大。除了渔民社区反对，各级政府也不希望法定保护区对管辖海域内多种利用形式造成阻碍。建立由生计渔业社区支持共管的近海OECM有很大潜力，可以提高多利益相关方就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渔业资源养护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可能性。刘怡也认为，OECM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保护手段、资金来源都更加多样化，甚至保护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与此同时，OECM保护类型的建立，对中国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年底将在蒙特利尔进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谈判，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初稿中提出的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的“3030”建议，仅靠正式的保护地难以实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生态研究中心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在其2021年底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中国有必要建立OECMs的认证和保障体系，以支持“3030目标”的实现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建立了271个海洋保护区，总面积约为12.4万平方公里，占管辖海域面积的4.1%，与2021年底全球海洋保护区占海洋总面积的7.92%这一成果，以及“爱知目标”11（保护全球10%的海岸与海洋面积）相比较，不管在保护的“质”和“量“上都有一定差距。
刘怡说，为类似蓝湾中心这样的在地保护模式提供政策、法律、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并认定其为有效的OECM，将有助于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距离真正的OECM还有多远？
这些支持，正是蓝湾中心巡护的这片海域成为能够“有效地管理”的OECM所欠缺的。
经费短缺，就是渔民们当前的切实难题。刘树杰说，要完成一次正规的巡护，至少要耗费一个小时，从油费到人工至少需要350块钱的费用，回来之后，还要详细记录巡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如何处置，形成巡护日志。“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巡护笔记有满满的两大摞，处理的船只粗略的算算也有一千艘左右了。”他说。但是，他们的从国内非政府组织申请到的经费，远不足以支持日常支出。
随着工作的展开，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办公室，让工作可以显得“正式”一点。但既没办法用钱来解决，也暂时申请不到政府的支持。
王松林说，该海域仍处于渔民志愿者们自觉、自愿参与保护的状态，尚无法定的保护地位，也缺乏政策层面的支持。同时，这片海域依然是附近渔民社区的重要生计来源，在此开展的多种渔业活动对该海域中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重点保护海洋动物、渔业资源种群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威胁。青岛西海岸琅琊渔业社区保护地在实现科学管理、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需求。
海研会正在尝试做的是联合多家公益和学术机构专家帮助蓝湾中心论证琅琊近海社区保护地的边界范围，加强渔民成员日常巡护监测的科学性和数据收集，寻求法律和法规对社区保护地类型OECM的支持，同时不断探索提高渔业捕捞的选择性的可行性，逐步降低捕捞作业对渔场海床、濒危珍稀海洋动植物以及幼体和小型渔业资源的威胁。这些旨在夯实科学、技术和政策依据的努力，将有助于协助沿海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更有效地指导和支持未来海洋OECM的选划、管理和推广。
建立自己的OECM体系
当然，不论是蓝湾中心还是其他有效的社区保护地，要被认定为OECM还有一道必须要迈过的坎，即建立中国自己的OECM识别和认定体系。
“目前的 OECM各项指导文件主要是在北美和非洲等国家的应用基础上开发的, 可能存在与中国本地情况不符的情况。”大自然保护协会科学总监靳彤等在其文章中说，中国学者直到近两年才关注到这个议题，不同专家对哪些区域应当被认定为OECM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异。根据文章建议，中国还有制定评估、认定和监管指南、建立激励机制和数据库之类等不少工作要做。
不过，总体上专家们都认可中国有广泛的区域可以纳入OECM。例如，刘怡认为，社区保护地、生态公益林区、水源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生态红线区、甚至再野化的城市绿地、湿地都可以纳入。靳彤和吕植在其论文中，也提出类似但有差异的范围建议。“OECMs在我国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和可行性，需要在机制上进行确认，在政策规定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吕植在文章中说。
“因为OECM是根据保护的长期成效来认定的，现在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对这些潜在OECM如何进行长期的监测和评估， ”刘怡说，“我认为政府应该引入社会力量，比如同科研院所合作，为民间组织和当地社区提供能力建设，由民间组织协助社区进行长期的在地监测，以便提供评估所需的长期数据。”刘怡说。她希望政府能牵头或支持设立OECM专项基金，为OECM的在地保护提供长期融资、技术支持和奖励；建立OECM数据库和定期评级机制，对OECM的保护成效进行社会公示；加强公众对OECM的监督，对不再符合OECM标准的地方进行报告、举证、改进或除名。
她说，中国是最早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从履行国际公约的责任和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中国都有必要支持OECM的识别和认可，将其纳入到整个国家的保护地系统中。“纳入的意思不是要把OECM都变成国家的保护地，而是通过政策、法规来确立OECM的治理主体对某个区域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权力，特别是很多由社区通过习惯法来治理和管理的社区保护地，比如神山圣湖、风水林等，让保护名正言顺，有法可依。”
